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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见解，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自不免迂腐之讥。但在当时，确有一部分是真知灼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此则太史公所谓“侠以武犯禁”至今犹然。但所禁之书，诚如谭瀛室笔记所论：
其中颇有并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阅淫艳小说，奈未知其名，亦无从遍觅，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举矣！
所评可谓中肯。所刊禁书名目确有颇不合理者，如红楼梦不在其列，而续书如红楼重梦等七种，一律查禁，自难餍服人心。甚至袁子才的笔记子不语亦在禁书之中。此书中固有冶艳的笔墨，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何尝不然？
丁日昌的查禁“淫书”是出了名的，可能他的子弟中，曾受其害，故深恶痛绝。丁日昌有五子，长名惠衡，是捐班的知府，曾为丁日昌带来很大的麻烦。清史列传卷五十五本传：
（同治八年）九月出省查勘水灾，有族人都司丁炳，同日昌家丁冶游，与水勇徐有得忿争，游击薛荫榜巡夜，棍毙有得，日昌奏请褫治薛荫榜，丁炳因自请议处。上以日昌虽事前公出，究属疏于防范，下部议处，案交总督马新贻提讯。
不久，马新贻又接到第二道上谕，显示案中有案：
兹据该抚奏称：续查案内有伊侄监生丁继祖同住，开闹先回，并风闻伊子分发知府丁惠衡，一并在内，经署臬司杜文澜督审，均称伊子并未在场，请将丁惠衡、丁继祖分别斥革，彻底根究，并自请革职治罪各等语。此案营弁人等，滋事酿命，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既经同往，着即斥革，交马新贻归案审讯，伊子丁惠衡，是否同往？着于到案时一并交马新贻审明虚实，分别办理。丁日昌咎只失察，前已交部议处，所有自请治罪之处，着毋庸议。该部知道。新疆回乱有关，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原来此案还牵涉丁日昌的子侄在内。因此，一桩寻常命案，马新贻特派地方大僚会审，计有江宁藩司梅启照、江安粮道王大经、署盐道凌焕、候补道孙衣言，复调江苏臬司应宝时与审。丁继祖自行投到，丁惠衡却未到案。五堂会审之后，马新贻亲自提审，直到第二年六月间，方始复奏，审出的案情是：
缘薛荫榜籍隶安徽全椒县，由军营保举两江补用游击，在苏州亲兵营当差，委派巡夜。已死徐有得即徐洪才，系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彼此素不认识。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徐有得与同哨勇丁刘步标，因哨官王有明患病请假，随同驾船赴苏就医。王有明移住客寓，令徐有得、刘步标与舵工尚邦发看船，适刘步标叔侄刘崇豹至苏探亲，刘步标留其暂住船内，九月初一日二更后，徐有得、刘步标、刘崇豹探知善长巷胡二家，系属妓馆，同去玩耍，正在楼上闲坐，已革都司丁炳，已革监生丁继祖，同家丁范贵、周兴亦赴胡二家闲游。范贵先行进，上楼窥探，徐有得喝阻，致相争闹，经周兴、胡二劝解。丁炳、丁继祖随后走至，因见徐有得嚷骂，恐致闹事，喊同范贵等回归。彼时正值薛荫榜带同亲兵胡永岳、丁玉林巡夜，闻闹进内查拿。询知徐有得等系勇丁滋事，各责军棍四十，徐有得倔强不服，又令丁玉林重责，未记其数，薛荫榜斥逐走散，徐有得受伤较重，行走不便，舵工尚邦发在船闻信，着人背回，当用黄纸烧酒敷贴。次日刘步标、刘崇豹伤俱渐愈，徐有得伤痕较重，饮食少进，延医陶鹤鸣医治，服药无效，至初四夜身死。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
以下叙接办本案的经过：
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奉旨交臣审办，一面发交臬司讯供看管，听候提究。旋据太湖营副将田名魁，以哨官王有明业已病故，将徐有得尸棺送县候验，刘步标等解司讯办，督饬府县开棺查看，徐有得尸已腐烂，无凭相验。复经抚臣丁日昌续查丁属滋事情形，疑有伊子丁惠衡同在。据署臬司杜文澜审讯，只有丁继祖在内。丁惠衡并未在场。奏奉谕旨，将丁继祖斥革归案审讯等因，遵经饬提人证，据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查明，丁惠衡远出未归，一时未能到案，而通案人证又未便久稽，当饬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等，提集众证，会同严审，均并是夜丁惠衡实未同往，再三究诘，矢口不移，分别议拟，详解勘讯。臣查薛荫榜带勇巡夜，适遇勇丁在妓馆滋事，各予棍责，本系分内之事。勇丁徐有得于被责四日后殒命，当时臀腿受伤，他处并无伤痕，质之同被棍责之刘步标、刘崇豹，及船工尚邦发，医生陶鹤鸣，供俱相同，其为棍责臀伤毫无疑义，自可毋庸检验，以免尸遭蒸刷之惨。惟薛荫榜以惩治游勇之法，任意重责未能详慎，实属咎有应得。至丁惠衡是否同往一节，查抚臣丁日昌平素治家过严，嫉恶殊甚，因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不肯含糊了结，是以奏请审办。现经臣提集九年七月，日昌奏言：臣公出时，嘱臣子丁惠衡约束亲丁，乃敢任听闲游滋事，迨臣访闻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疑伊亦在场，当时忿怒所逼，欲以家法处死。丁惠衡畏死潜逃，至今半年之久，犹复惧责不归，致臣九旬老母寝食难安。请旨将盐运使衔知府丁惠衡即行斥革，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辜恩溺职者戒。
应讯人证，当堂驳诘，反复参观，不特丁炳等坚称并无丁惠衡在内，即被责之刘步标、刘崇豹等，亦未能于丁炳、丁继祖、周兴、范贵之外，再指一人，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属可信。
此奏反复强调的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令人兴起“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再看丁日昌的奏折，更知别有缘由。
两奏参看，实情昭然若揭，当时确有丁惠衡在场，纵未指使，巡夜的薛荫榜为了趋奉“抚台大少爷”才下毒手，是可想而知的。丁日昌初无袒护之意，无奈祖母心疼孙子，纵容潜逃，亦是可想而知的。清史稿说丁日昌孝友过人，抚吴之日，迎养九十岁老母黄氏于署中，慕如儿时，又亲为其兄煎药，所以对丁惠衡，丁日昌遭遇了极大的难题，行法则伤亲友，孝母则不免徇私，更是可想而知的。
此案自应宝时至马新贻，皆不免枉法。而枉法的动机，似有可原之处。此中是非，无法深论。但我有一点发现，自信不虚，即马新贻的被刺，实以此案为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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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见解，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自不免迂腐之讥。但在当时，确有一部分是真知灼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此则太史公所谓“侠以武犯禁”至今犹然。但所禁之书，诚如谭瀛室笔记所论：
其中颇有并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阅淫艳小说，奈未知其名，亦无从遍觅，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举矣！
所评可谓中肯。所刊禁书名目确有颇不合理者，如红楼梦不在其列，而续书如红楼重梦等七种，一律查禁，自难餍服人心。甚至袁子才的笔记子不语亦在禁书之中。此书中固有冶艳的笔墨，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何尝不然？
丁日昌的查禁“淫书”是出了名的，可能他的子弟中，曾受其害，故深恶痛绝。丁日昌有五子，长名惠衡，是捐班的知府，曾为丁日昌带来很大的麻烦。清史列传卷五十五本传：
（同治八年）九月出省查勘水灾，有族人都司丁炳，同日昌家丁冶游，与水勇徐有得忿争，游击薛荫榜巡夜，棍毙有得，日昌奏请褫治薛荫榜，丁炳因自请议处。上以日昌虽事前公出，究属疏于防范，下部议处，案交总督马新贻提讯。
不久，马新贻又接到第二道上谕，显示案中有案：
兹据该抚奏称：续查案内有伊侄监生丁继祖同住，开闹先回，并风闻伊子分发知府丁惠衡，一并在内，经署臬司杜文澜督审，均称伊子并未在场，请将丁惠衡、丁继祖分别斥革，彻底根究，并自请革职治罪各等语。此案营弁人等，滋事酿命，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既经同往，着即斥革，交马新贻归案审讯，伊子丁惠衡，是否同往？着于到案时一并交马新贻审明虚实，分别办理。丁日昌咎只失察，前已交部议处，所有自请治罪之处，着毋庸议。该部知道。新疆回乱有关，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原来此案还牵涉丁日昌的子侄在内。因此，一桩寻常命案，马新贻特派地方大僚会审，计有江宁藩司梅启照、江安粮道王大经、署盐道凌焕、候补道孙衣言，复调江苏臬司应宝时与审。丁继祖自行投到，丁惠衡却未到案。五堂会审之后，马新贻亲自提审，直到第二年六月间，方始复奏，审出的案情是：
缘薛荫榜籍隶安徽全椒县，由军营保举两江补用游击，在苏州亲兵营当差，委派巡夜。已死徐有得即徐洪才，系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彼此素不认识。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徐有得与同哨勇丁刘步标，因哨官王有明患病请假，随同驾船赴苏就医。王有明移住客寓，令徐有得、刘步标与舵工尚邦发看船，适刘步标叔侄刘崇豹至苏探亲，刘步标留其暂住船内，九月初一日二更后，徐有得、刘步标、刘崇豹探知善长巷胡二家，系属妓馆，同去玩耍，正在楼上闲坐，已革都司丁炳，已革监生丁继祖，同家丁范贵、周兴亦赴胡二家闲游。范贵先行进，上楼窥探，徐有得喝阻，致相争闹，经周兴、胡二劝解。丁炳、丁继祖随后走至，因见徐有得嚷骂，恐致闹事，喊同范贵等回归。彼时正值薛荫榜带同亲兵胡永岳、丁玉林巡夜，闻闹进内查拿。询知徐有得等系勇丁滋事，各责军棍四十，徐有得倔强不服，又令丁玉林重责，未记其数，薛荫榜斥逐走散，徐有得受伤较重，行走不便，舵工尚邦发在船闻信，着人背回，当用黄纸烧酒敷贴。次日刘步标、刘崇豹伤俱渐愈，徐有得伤痕较重，饮食少进，延医陶鹤鸣医治，服药无效，至初四夜身死。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
以下叙接办本案的经过：
哨官王有明报称，徐有得病故，棺殓送回。经抚臣丁日昌访闻，将薛荫榜、丁炳奏参斥革。奉旨交臣审办，一面发交臬司讯供看管，听候提究。旋据太湖营副将田名魁，以哨官王有明业已病故，将徐有得尸棺送县候验，刘步标等解司讯办，督饬府县开棺查看，徐有得尸已腐烂，无凭相验。复经抚臣丁日昌续查丁属滋事情形，疑有伊子丁惠衡同在。据署臬司杜文澜审讯，只有丁继祖在内。丁惠衡并未在场。奏奉谕旨，将丁继祖斥革归案审讯等因，遵经饬提人证，据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查明，丁惠衡远出未归，一时未能到案，而通案人证又未便久稽，当饬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等，提集众证，会同严审，均并是夜丁惠衡实未同往，再三究诘，矢口不移，分别议拟，详解勘讯。臣查薛荫榜带勇巡夜，适遇勇丁在妓馆滋事，各予棍责，本系分内之事。勇丁徐有得于被责四日后殒命，当时臀腿受伤，他处并无伤痕，质之同被棍责之刘步标、刘崇豹，及船工尚邦发，医生陶鹤鸣，供俱相同，其为棍责臀伤毫无疑义，自可毋庸检验，以免尸遭蒸刷之惨。惟薛荫榜以惩治游勇之法，任意重责未能详慎，实属咎有应得。至丁惠衡是否同往一节，查抚臣丁日昌平素治家过严，嫉恶殊甚，因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不肯含糊了结，是以奏请审办。现经臣提集九年七月，日昌奏言：臣公出时，嘱臣子丁惠衡约束亲丁，乃敢任听闲游滋事，迨臣访闻有丁惠衡跟丁范贵在内，疑伊亦在场，当时忿怒所逼，欲以家法处死。丁惠衡畏死潜逃，至今半年之久，犹复惧责不归，致臣九旬老母寝食难安。请旨将盐运使衔知府丁惠衡即行斥革，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辜恩溺职者戒。
应讯人证，当堂驳诘，反复参观，不特丁炳等坚称并无丁惠衡在内，即被责之刘步标、刘崇豹等，亦未能于丁炳、丁继祖、周兴、范贵之外，再指一人，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属可信。
此奏反复强调的是，丁惠衡并未在场，已令人兴起“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再看丁日昌的奏折，更知别有缘由。
两奏参看，实情昭然若揭，当时确有丁惠衡在场，纵未指使，巡夜的薛荫榜为了趋奉“抚台大少爷”才下毒手，是可想而知的。丁日昌初无袒护之意，无奈祖母心疼孙子，纵容潜逃，亦是可想而知的。清史稿说丁日昌孝友过人，抚吴之日，迎养九十岁老母黄氏于署中，慕如儿时，又亲为其兄煎药，所以对丁惠衡，丁日昌遭遇了极大的难题，行法则伤亲友，孝母则不免徇私，更是可想而知的。
此案自应宝时至马新贻，皆不免枉法。而枉法的动机，似有可原之处。此中是非，无法深论。但我有一点发现，自信不虚，即马新贻的被刺，实以此案为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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