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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小说网 www.ltxs.cc,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65岁的人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干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衣周思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

    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

    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

    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

    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

    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

    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

    “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光满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极少感冒,偶尔有点感冒,嘴里含口酒就可以好。常听议论:苏联人在寒冷中生活惯了,特别经冻。还有一种说法:白种人比有色人种耐寒;白种人比黄种人耐寒,黄种人比黑种人耐寒。如果这种说法真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么周恩来肯定是个例外。他比绝大多数白种人都耐寒。记得1965年11月,总理去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那天风雪交加,雪是那种颗粒状的雪,不像那种轻盈飘落的雪花,而是像沙暴一样横扫一切。这种天气的寒冷总是带着钻透力和齕咬力,总理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站在一群皮毛裹身的各兄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默哀,送葬。

    墓地很远,仪式又长,从早晨8点到下午1点,总理在风雪中整整站立、缓行了5个小时。

    不断有各国外宾惊讶地打量总理,关心地问几句:“怎么没穿大衣?“今天变天了,你穿这么少叫人取些衣服来吧?”

    一位外宾甚至批评起我们这些随员:“哎呀,你们就是这么保护你们的总理?天这么冷!”

    我们不想多解释,多解释怕吓坏了他们;我们的周总理何止是没穿大衣?他连毛衣毛裤都没穿一件!

    总理不但对穿戴的选料有讲究,对如何穿戴及款式也是蛮有讲究的。

    总理这一生,多数都是在礼仪环境中度过,极少有随便松弛,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私下聊天,都觉得总理这一生太累太苦了。

    毛泽东在穿衣方面很与他的性格有关:宽松随意,无拘无束,漫不经心。他穿衣往往由卫士帮忙,自己并不动手,也不会注目在他面前手忙脚乱的服务人员;他的目光落在你身后很远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赫鲁晓夫干什么或美国人跟越南人打成了什么样?这个时候,你给毛泽东穿什么衣服?纽扣是少了一颗还是扣错一个眼?胸襟上的菜汤是否洗去了?他都不管。你怎么摆弄他怎么动,听话得很;衣服给他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扣子扣错一个眼,衣服左高右低,歪一天没人说他也不知道。

    周思来的穿衣也反映出他的性格:规矩严整,清洁平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不叫卫士帮忙,穿衣脱衣都要自己动手。就寝时,他每脱一件衣裤,都要叠放整齐,从不乱扔,更不会胡乱一揉一堆;他从外衣裤到内衣裤,从下往上一件件叠放好,第二天起来,又从上往下一件件取来穿上;按部就班,顺序明确。他不但衣服一上身就要系好每一个扣子,神展每个衣角袖口领口,而且注意不能有一点点污渍。一旦发现,哪怕只是米粒大的污渍,他也会马上用湿毛巾仔细地擦去。我不只一次被他那种爱好清洁,仔细揩拭去溅到身上一点污渍的专注神态所打动。那神态常使我联想到爱惜羽毛的勤于梳理功鸟儿。

    毛泽东喜欢“乱”屋里的书,床上、椅上、桌上、沙发上“随便”扔,越乱他越好找,谁若不经他允许而破坏了他的“乱”越归置得整齐有序越会挨他批,惹他发脾气。他会由于这种人为的整齐有序而无法一下子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周思来却是讲究条理顺序的人。一天到晚无论多忙,都忙得有条不紊,生活和工作井井有序。办公桌上的文件按轻重缓急排放得清楚规律,闭上眼也不会拿错;纸墨笔砚文具眼镜各自就位;举手就能拿对;就连衣服口袋也都分工明确,永远不乱揣东西。手绢是固定装在右边的裤兜里,左边的裤兜装手纸;右面衣袋装眼镜盒,盒里还放两支圆珠笔,左边衣袋里永远是装笔记本;上衣袋里只装别人递来的名片或汇报条,涉及机密的材料就放入贴身的内衣袋中。这种条理性和规律性保证了总理的工作效率,从来不会发生手忙脚乱找不到东西的情况。一有事,他说走就走,不像一般人,越急越丢三落四地迈不开步。

    由于长期生活在礼仪环境中,时时要面对照相机,摄影机镜:头,时时要面对外宾、内宾和广大群众的注目,他养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对我们讲:“衣着整齐是一种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一旦养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场合。所以,总理即便在家里,四周围没有外人,也总是衣着整洁,连领扣也不放松,好象面前有个摄相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理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国人的脸孔。

    前面讲了总理怕热不怕冷,那只是一个方面,是对冬天而言。

    到了夏天,总理就变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惧暑热。

    记得进城后,总理做的布料服,都是浅灰色的中山服,有斜纹布,也有平纹布。他认为孙中山“发明”的这种中山服是最能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当时的干部制服都是中山装。夏天无论多热,总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纹布中山装,而且太“正统”太“制式”中山装里还一定要穿衬衣,衣领整齐地露一圈白边。当天气热得人恨不能脱光了再泡在凉水中时,总理也坚持“全副武装”他甚至不肯赤脚穿拖鞋,一定要穿双短袜子。

    公开场合这样严整还有一定道理,回到家,没有外人,仍然保持这种“严整”性,我们可有点受不住了。总理办公,哪怕热出一身汗,决不会脱下那身制服,连领扣都不肯松开。他这样表率,我们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办公室还可以悄悄脱下制服,随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圆领衫,赤脚踩双凉鞋。但电铃一响,就赶紧穿制服,全身严整地去见总理。

    记得有次热浪袭击北京,热得人要死要活,张开嘴喘气。总理开会回来,汗水湿了全身。他匆匆去冲凉,从卫生间出来,已,经又是全身披挂,制服领扣都系严了。在办公桌前坐下,还认真戴上工作袖套。

    我们帮他开了电扇,电扇前还放盆凉水。但那风仍然是灼人的热风,总理刚坐下,汗水已经又流出来。

    “总理,”我终于忍耐不住,打断他的办公:“我想给您提条意见。”

    “噢?”总理抬起头,由于汗水不断被电扇风吹干,脸上变得粘湿;他认真望住我:

    “说吧,有什么意见?”

    “天气这么热,”我朝办公室外望一眼,在聒耳的蝉鸣声中,空气热得浮动波颤“你不脱外衣,我们也就不好脱,太受罪了,影响办公啊。”

    邓大姐很少有地也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支持我的意见:“是啊,这么热。你那是干吗呀?又是背心又是衬衫,外边还要套制服,穿那么多!”

    总理打量自己:“我觉得还可以问题不大。”

    “等觉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们可以脱,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你不脱,我们怎么好脱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脱些,轻松些“在家里又没什么影响问题,完全没必要受那个热罪”

    这时,许多秘书和卫士也进来劝说,提意见。总理见众口一词,才勉强动手去解领扣、衣扣。

    从这天开始,总理在办公室才不再坚持穿制服,穿上了汗衫或香港衫,但他一次也不穿圆领衫,更不肯赤脚穿凉鞋。

    记得1954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来华访问,天气热得厉害,艾德礼穿上了短袖衫,总理却仍然保持他的礼貌,整整齐齐地穿:着制服,并且认真扣严了领扣和每一颗纽扣。

    总理在公开场合一直严整地穿制服,偶尔在游览时穿过西服;他有一身西服,基本没怎么穿,好象只在日内瓦会议和出访非洲时穿过那么几次。

    总理自己礼貌严整,对周围人也这样要求。有次,某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总理去参加了。虽然时值盛夏,总理依然制服加身,严格齐整。他向使馆内走去时,目光在跟随的政府官员中一扫。政府官员受总理影响,也都注意外事活动中的形象,个个衣冠楚楚。唯有黄炎培老先生不大在意,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就来了。

    总理招招手,叫来礼宾司一位同志,小声吩咐:“你去提醒黄老,怎么穿短裤来了?

    主人会误以为对他们不尊重。你请他赶紧换条长裤再来。”

    但是,这种礼貌要求也有不得不放一边的时候。

    总理出访越南,胡志明主席到他下榻处来看望。面对闪光灯和照相机镜头时,胡志明脚踏“陆海空”胶鞋,身穿制服,保持了他平日的形象。记者拍照一结束,胡志明马上脱衣换绸衫,一边催促:“都快把制服脱掉,我先脱。”他特意关照老朋友周恩来:

    “我知道你礼貌多,可也得分在哪儿。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没那么多礼。”

    胡志明历来没那么多“礼”在他的总统府里也是这样,新闻记者一拍照完,他就忙脱衣服,宽松一下自己。周恩来出访的原则是“客随主便”到这里也就只能随胡志明紧着脱制服了。

    回国后,这个故事从我们3组传到1组(负责毛泽东的卫士组叫1组,刘少奇的为2组,周思来的为3组),又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听后一笑:“恩来也能被脱了制服。”

    毛泽东进城27年,在我的记忆里只去过西花厅一次,小坐片刻就走了。他习惯召人来,没有或极少有串门的时候。他见到的周恩来自然都是“制服形象”不能想象他还会在外事活动中被动员脱下衣服。

    也巧了,周思来访问过越南,胡志明又来访问北京,也赶上个大热天。毛泽东一候拍照告一段落就脱衣服,一边脱一边催促胡志明:“脱脱,到我这里来就是到家了,放开些,随便。”

    那天也确实闷热,毛泽东脱得剩下个背心时,仍在催促胡志明:“脱脱,脱光了谈话舒服。”

    胡志明脱下制服就想停,见毛泽东脱得剩个背心,只好继续脱。等他只剩件背心时,毛泽东已经光了膀子,笑着催促:“都脱了。到家了,随便。”

    胡志明怔了一下,手抚长须呵呵笑了。他笑起来很像孩子。把手中的折叠扇用力合上,客随主便,一下子脱光了膀子,两位领袖人物就这么光着膀子高谈阔论天下大事。

    这件事传到总理耳中,我们开玩笑说:“幸亏总理没去,总理要是去了可该怎么办?”

    总理只是笑,未了说一句:“也许就谁都不用脱了。”

    总理穿衣还有个大讲究,是只有我们这些身边人才知道的,外界难以知晓。就是讲究保密,有时甚至是“严格保密”

    从莫斯科到阿尔及尔,从日内瓦到雅加达,许多国家的服务员都知道周思来总理有个皮箱子,警卫人员看守很严,里边不知藏有多少重大机密或钱财。特别是到第三世界国家,一旦决定给他们援助,有的服务员就指指那箱子,悄悄问我们的同志:“你们援助我们的钱都锁在那个箱子里面吧?”

    每逢这时,我们只能笑着摇摇头,但马上又感慨万千地点点头,心里别有一番酸涩的滋味。实在说,给他们的每一项援助,都与这个皮箱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这其实是总理的行李箱,里边装有他的生活用品。

    有一条总理在家使用的棉被。这是出于卫生和安全上的考虑,也是因为总理用惯了自己的被子,所以出国不使用宾馆的高级被褥。总理这条被子的被面是绿色平纹布,被里是粗糙的白市布,中间一个薄薄的棉花套。还有个养麦皮枕头,进城后始终是这个枕头,很旧了。

    有件睡衣,进城时就穿着,早磨光了绒毛。由于总理睡前有办公习惯,背部着床多,所以那里首先磨薄磨破。先破小洞,我们就动手补,渐渐磨成大洞,补不胜补,就将整个后背换掉,破了再补,补丁摞补丁,一直穿到去世也舍不得买新的。

    有三双袜子,没一双不带补丁,特别是脚掌部分,几乎每星期都要由我们拿去补一次两次。卫士成习惯了,总理一上床,就检查他的袜子,发现新洞,马上拿走去补。第二天早晨再提着袜子进来交给总理穿。这种情况直到有了尼龙袜子后才稍好些。尼龙袜子结实,不那么容易破。

    总理的毛巾更不好见人。擦脸巾磨得没了绒毛,渐渐像了纱布,渐渐磨出洞,洞越来越大时,总理就将毛巾从中间剪开,将两边换到中间对缝起来继续用。因为毛巾都是中间使用多,先磨破,而两边很少磨损。

    总理的擦脚巾更不好说,是用废纱布缝起来当脚巾,几十年就是这样用纱布。

    总理用的牙杯上,印有“保家卫国”这个牙杯用到去世。无须多说“保家卫国”

    个字,就说明了这个杯子的年头和质量。

    总理使用的是猪鬃牙刷,白玉牙膏,力士牌香皂。那时的力士牌香皂没有香味,碱性大,我曾帮他买过一块檀香皂,结果挨了顿批:“你是不是还想买些香水头油回来?”

    从此,再没人干这种“讨人厌”、“讨人嫌”的傻事。

    总理的内衣内裤,件件补丁摞补丁。因为怕国外有传染病,我们要保证总理的安全,所以他的内衣内裤不能拿到街上去洗。何况总理的内衣裤补丁那么多,拿出去影响未必好。万一是用搅洗机,这样的衣服肯定会被搅破。在家我们可以帮总理洗衣,在国宾馆显然没办法,没法拿出去晾晒,万一被照张相,还不知会引出什么故事来?所以,出国就只能交大使馆,请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每逢这时,都是大使夫人亲自动手为总理洗,许多大使夫人都是边洗边哭。记得总理在马里访问时,大使赖亚力的夫人看到总理穿的衣服,有的补丁摞补丁,有的布都糟了,稍一用力就破个洞;所有这些衬衣,只有领口袖口是换了新,露在外面一圈不会被人发现里面的内衣破旧成什么样。她一边洗一边流眼泪,轻轻喃出几声“总理”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作为我们一个六七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总理,穿这样破旧的衣服,叫外国服务员看到了会怎么议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不同,难免不理解,所以还是向他们严格保密为好。所以,每天早晨总理一起床,首先由我们的卫士进去,该收的收,该藏的藏,行李箱锁严实了,才放服务员进。到了晚上,总理再休息时,才开锁取出卧具、牙具和衣物。

    服务员见不到开箱子,自然以为里面都是贵重之物。但是,以总理为代表,中国人民正是这样节俭奋斗,才尽自己所能省出了钱物支援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

    当然,对于那个年代的许多援助应当怎样评论?要有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应一概否定。但其基本说法没错:援助是相互的。

    总理的节俭不只表现在“补丁”上,主要还是脑子里时时想着。

    他的毛巾磨破了中间部分,就剪开来将两边缝到中间用。毛泽东也是这样。总理还有个特点。我们用破两三条毛巾,他的毛巾才磨破。我们都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就是总理从来不两手抓了毛巾用力拧干,只是用两手合力挤出毛巾里的水。这样毛巾虽然不会挤干,擦着不如拧干的毛巾舒服,但挤毛巾不会挤断纤维,而拧毛巾会拧断纤维,这是总理讲给我们的道理,所以他的毛巾使用时间长。

    他每次刷过牙,总要多甩一阵牙刷。我们纳闷,先后有几位同志问:“总理,你刷牙怎么没完没了甩牙刷牙杯呀?”总理笑着问:“你看牙刷上的猪鬃怎么扎在牙刷把上的?”

    “当然是用线扎上去的。”

    “水不甩尽就会把线沤断的。”总理笑着解释“而且,这么甩一甩也是运动,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总理对于他的制服,很讲究,不允许有补丁。这么大个国家的总理,穿着补丁衣服会客显然不好。所以,他对衣服穿用都很仔细,减少磨损。比如办公,一定要戴袖套,他每天批阅公文常在10个小时以上,袖底很容易磨破。即便戴着袖套,每件衣服最先磨破的仍然是袖底部位。既不能丢弃旧衣,又不能带补丁,这时总理就把衣服交我拿到王府井去织补。富有经验的老师傅们采用织补的办法,衣服补好了,还不会叫人一眼看出补丁。

    对于内衣内裤,总理不大讲究补丁的形状用料,但是,袖口领口是一定要搞好的。

    有的确良布后,我曾建议把总理磨破衣领或磨得已经毛边了的衣领,都换成的确良衣领,总理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表扬我:“既节约,又能较好地保证我们中国人的脸孔。”

    对自己人,总理不在乎“脸孔”每次出国,大使馆都是提个漂亮的小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洗净晒干后,再用漂亮的小皮箱装回来。

    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计划出访欧、亚、非的19个国家,后因乌干达政局动荡,减为访问14国。当年这是一次很有国际影响的出访。

    记得到了埃及,大使馆来人,也是用漂亮的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了。送还衣服时,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来到宾馆,一见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就开始发火:

    “你们简直不象话!”原来,她也是亲自为总理洗了衣服。她不是边洗边哭,而是边洗边难过,边上火,现在抖开总理的旧衣服朝着成元功发作了::你看看,你们都看看这种旧衣服,连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谁再穿,你们就叫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太不象话了!”

    成元功苦笑说:“我们不想给他做新衣服吗?可你能说服了他吗?”

    “那不行,后面还要走好多国家呢,我们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行呢?”徐克立从包里取出三件外国衬衫,说:“我和老陈用自己的钱买了3件衬衫,我们知道总理的习惯,这不是花公家,算我们送他的还不行吗?”

    徐克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知道总理从不肯让公家花钱,不要出国补助,她可不知道总理对衣装的第一要求应是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怎么可能接受外国衬衫呢?

    但我们跟她讲不明白,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总理说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徐克立强调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是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总理始终强调一条: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外汇尤其珍贵,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浪费。他只收下自己的旧衣服:“再说,我也有衬衣,破一点儿,还能穿么。”

    总理到底没有接受这3件衬衣。

    总理“爱惜羽毛”是否过分了?注意清廉节俭是否过头了?是否过犹不及,不值得宣扬了?我们这些“身边人”从不这样看。有次我们给他买来新衬衣,想造个“既成事实”被他狠批一顿,命令退货。事后,他有段话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像是问我们,又像问自己,带着沉思的表情停顿片刻才又说:“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口的中国,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身新衣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

    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身为六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怎样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还是现在就不顾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总理的第4个讲究,就是讲究作衣置装的时机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5次衣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衣、夹衣、夏装,都是青色、蓝色或浅灰色的中山装,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印两国政府在4月29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5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承认和拥护。这5项原则是由毛泽东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内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5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赫鲁对签署这5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翩翩风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迷”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2次、第3次那种有目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衣服而言。这次趁14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白衬衣,做了毛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色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那双黑皮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皮凉鞋,配浅色衣服,凉鞋选了棕色牛皮。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我们的总理,却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衣。

    年代到70年代,总理10年未添新衣。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70年代,已经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身“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衣服会见外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衣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身衣服中国人都很熟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根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我们选择了这件衣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交待。

    食周恩来爱吃什么?平日吃什么?吃东西忌什么?这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内容。

    有人说,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自然是喜爱吃江浙风味。他的厨师桂怀云就是江苏人,说明他喜欢江浙风味的饭菜。

    这话不准确。周恩来的一生,去过地方太多了,其中生活战斗过较长时间的地方,不但有东北、天津、江西、安徽、湖南、陕北、重庆、南京、北京等饮食风格迥异的中国各地,而且有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等世界各国。总理是个很讲究“入乡随俗”的人,不爱吃的东西吃几次也就适应,慢慢变得爱吃。他爱吃的东西还会少吗?

    比如狗肉,这曾是总理最讨厌的一种食物。

    从我一到周恩来身边,就知道他讨厌狗肉。因为那时的革命队伍中,江西出来的老红军很多。江西人是湖南人的老表,亲戚,所以这两地的人都爱吃狗肉。不但吃起来香,聊起来也香。周恩来一听聊狗肉,就厌恶地皱眉头:“那东西我连味都闻不得,想不出你们怎么会馋狗肉?”

    遇上江西、湖南的同志吃狗肉,周恩来一定避开,嘴里念念有词:“我才明白五台山的人为什么都讨厌鲁智深;他本来不错,就是喜欢吃狗肉”

    当时我跟随周恩来在重庆,重庆周公馆的“馆长”就是龙飞虎。这个人的名字很反映他的性格,他就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从西安事变时跟随周恩来,已经很熟很有感情。

    龙飞虎特别爱吃狗肉,他不理解天下怎么还会有人不爱吃狗肉?周恩来不吃狗肉是多大的误会和不幸啊!

    “太可惜了,周副主席一定是受骗了,误会了。”龙飞虎对我们工作人员嘀咕“怎么还会不吃狗肉呢?这么冷天,狗肉多暖身子啊。”

    当时正是冬季,重庆潮湿阴冷。这种潮冷有时比北方的低温更容易僵化人的肢体。

    龙飞虎想个主意,做了闻不出狗肉味的狗肉,并给我们讲一段假回民不吃猪肉的故事。

    说一位同志虽不是回民,却从来不吃猪肉。有次请他吃猪肉馅饺子,骗他说是羊肉的。

    因为放的调味品浓,加上长期吃不到肉,太缺油水,所以这位同志一个劲说饺子馅很香。

    吃完了,才告诉他是猪肉馅。从此这位同志就吃猪肉了。

    龙飞虎用同样的办法,做了狗肉请周恩来吃。他也不多语,反正是红烧肉,不说红烧什么肉。周恩来不知道,也就大口小口地吃了。

    饭后,龙飞虎笑眯眯问周恩来:“周副主席,身上暖和了吧?”

    “吃过饭当然身子暖了。”周恩来很舒适地回答。

    “还是狗肉暖身子。”龙飞虎先含蓄一句。

    “什么?”周恩来睁大眼,接着打了一个呃。

    “周副主席,今天请你吃的是狗肉。”

    “啊?”周恩来勃然变色,将手按在了脖根,像有些恶心,可也吐不出去了。他发起脾气,厉声责问龙飞虎:“你怎么强迫人哪?你就这么个搞法子啊?胡闹台!”

    龙飞虎并不害怕,低着头听骂,也不多解释。周恩来心地善良,发多大脾气不会伤害人,所以听他骂不会产生思想压力。

    周恩来顾不上多骂,忙拿了香茶水漱口,又连喝几口,压压胃里的翻腾。末了还捏几叶茶片含嘴里。龙飞虎已经溜跑了,我们都忍不住笑,周恩来也只剩了苦笑,对我们叹口气;“唉,龙飞虎这个人哪,侵犯人权,骗我吃狗肉。”

    后来,周恩来多次说这个话。那时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国家的。大讲“人权”讲滥了,讲假了,但那时国民党搞恐怖统治,侵犯人权的话常可以听到。周思来就常说起“龙飞虎骗我吃狗肉。”其中当然不乏亲昵。毕竟龙飞虎是出于关心爱护周恩来。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接受狗肉了,并且渐渐吃出好味来。建国后,金日成首相常来中国访问。朝鲜人更爱吃狗肉,周恩来多次请金日成到家作客,吃淮阳菜,也吃狗肉火锅。

    吃狗肉火锅时,周思来和金日成吃得开胃开心。金日成说:“没想到周总理也这么爱吃狗肉。”周恩来说:“这要感谢我过去的一位秘书龙飞虎,他骗我吃狗肉,我当时还骂了他,可毕竟是从那一次开始,我渐渐能吃狗肉,爱吃狗肉了。可见接受一种新事物不容易哟”

    此后,周恩来多次为吃狗肉的事表扬龙飞虎,说帮助他接受了一样新事物。

    年,周恩来陪金日成到广州参观,广东省的同志宴请金日成。周恩来事前向金日成打招呼:“今天广东省委的同志请你吃蛇肉。这是广州的名菜,你怕不伯呀?”

    金日成笑笑说:“总理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这也是接受新事物么。”

    骗周恩来学会吃狗肉的龙飞虎,后来作了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有一次,他想总理想得厉害,就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请老首长尝个鲜。

    总理见到桔子,说:“我不需要。”

    大家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

    总理说:“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

    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总理:“一筐25元。”

    总理吩咐:“你给他寄50元去。”

    赵秘书说:“是25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总理说:“就寄50元2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不过,有些食品是无法像龙飞虎骗总理吃狗肉那样行骗的。比如总理太累太热了容易流鼻血,但有时鼻血流得也叫人莫名其妙,好象无缘无故就发生了。

    邓大姐特别相信中医,坚信中医比西医更能“正本清源”她请一位老中医给周恩来检查,老中医详细地望、闻、问、切之后,不慌不忙说出一番道理。中医学里那些玄奥的词句我听不懂也记不住,但那基本意思我是明白记住了。

    老中医说周总理“火大”不能吃长翅膀的东西。比如鸡,鸡的正常体温就比人高出2到3度。周恩来火大,怕热,吃了带翅膀的飞禽就容易上火流鼻血。他最后的结论是:

    周总理忌食飞禽,特别忌食鸡和鸡汤。

    邓大姐很相信中医的“正本清源”便严格规定炊事员不要给总理吃鸡和鸡汤。这件事要换成毛泽东,大概马上会顶牛唱反调,越不叫吃他就非吃不可。但周恩来不会专门唱反调。又非原则问题,他取“无所谓”的态度。

    我当卫士长后,与卫士高振普商量。我们不信总理吃不得鸡,但又不能当面跟邓大姐唱反调,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在家从不给总理吃鸡,总理也从不提出要吃鸡;外出开会给总理安排点鸡丁鸡块吃,总理也从不说他不要吃鸡。我和小高终于得出结论:

    总理吃带翅膀的飞禽,并非一定要上火流鼻血。

    但我们从不明说。还要尊重邓大姐对中医的相信,在邓大姐面前,总是态度一致地向客人解释:“总理不能吃鸡,吃鸡他容易上火流鼻血。”

    先讲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人们对总理爱吃什么,平时吃什么,忌食什么就可以有大概的了解,也就好理解我下面所做的具体介绍。

    总理爱吃的东西很多,可以点出一大串;不爱吃的东西极少,几乎具体说不出什么东西,只能比较而言。比如有人说:“总理爱喝豆浆,不大爱喝牛奶”就是比较而言。

    其实总理既喝牛奶也喝酸奶,只是比起豆浆来,更喜欢喝豆浆罢了。

    经过这种比较,这里所说总理爱吃的,都是他点出名来索要过的饭菜。

    总理爱吃冰糖肘子和红烧鲫鱼,常主动向我们索求:“弄个冰糖肘子吧?”或者:

    “搞点红烧鲫鱼行不行?”

    抗美援朝时,美国人对我们的运输线狂轰滥炸,为对付美国人的轰炸,总理连续工作几十小时,只是靠茶水面包来支撑。

    那天上午,聂荣臻、吕正操等同志走后,我忙去劝总理:“该吃点东西了,总理。

    您已经两天没正经吃饭了。”

    “嗯,是感到虚了。”总理疲惫地搓搓脸,手掌从脸上搓下来时,两眼在手掌的上方睁开望住我:“能弄个冰糖肘子吧?”

    我说:“你两天没睡了,还是搞点开胃的菜吧?”

    总理开始拿桌上的电文,准备批阅,一边摇摇头说:“你不了解。我吃甜的也开胃。

    我身体还好,活动量越大越需要补充热量,冰糖肘子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于是,我忙去吩咐桂师傅做冰糖肘子,并且懂了,总理每天消耗热量多,吃冰糖肘子可以补充。

    总理的客厅兼着餐厅,工作忙时,也常在办公室吃饭。那天我们把总理请到了餐厅用餐,因为多少天了,他没吃一顿正经饭,总是在会前会后或汽车上,随便凑合着吃几片面包就算一顿饭。

    看总理吃冰糖肘子真是一种享受,他吃得越香,我们心里越甜。总理无论多累多困,食欲总是不错,因为他需要能量。他不像毛泽东工作忙起来就把吃饭当成负担;他不吃则已,只要吃到好东西,必要津津有味地品咂享受,真是吃得有声有色,叫人看了打心眼里跟着香。

    可是,主席那边来电话了,找总理。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只要是主席找,哪怕他刚吃了药入睡,也必须马上叫醒报告。所以,他放下没吃完的冰糖肘子就匆匆往出赶。

    一般情况,只要主席把总理找去,那就没钟点了。也许谈事情讨论问题很久,也许有什么重大事情总理马上去办理,不会很快回来。所以餐桌上的饭菜就得收拾了。

    总理的习惯,上顿剩了饭菜,下顿一定要热来继续吃,决不许倒掉。天气热时,怕食物放坏,我们工作人员就会吃掉。遇上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会“帮忙”吃掉。总理下顿吃饭,必要问及上顿剩下的饭菜。如果听说被我们吃掉了,他便点点头:“只要没浪费就好。”

    “吃到肚里不浪费”是他的原则,吃进谁的肚子他从不计较。然而,对于冰糖肘子和红烧卿鱼就不同了。

    总理刚出门,又一溜快步地赶回来,对我说:“哎,忘了告你,冰糖肘子留给我啊。”他说到这里,稍稍一顿,忽然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吃够,我还想吃。”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悠一热。平时我更多的感觉是总理可敬,只有这种时候,那一贯可敬的感觉才会被另一种更强烈的可爱之感所替代。我笑着说:“放心吧,总理,我会看好。”

    总理匆匆地走了。我向所有能接触到冰糖肘子,有可能吃掉冰糖肘子的工作人员打招呼:“都老实点啊,冰糖肘子是留给总理,的,谁也不许犯馋!”

    那以后,我和炊事员桂师傅为总理安排食谱时,隔几天一礼拜的,总要安排一顿冰糖肘子或红烧鲫鱼给总理吃。

    总理还爱吃红烧狮子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17年的时间,逢年过节,总理和邓大姐必要请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这时,桂师傅就成了贵客,总理和邓大姐总要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菜。桂师傅笑呵呵地在一旁指点油盐酱醋糖的摆放位置,帮手忙脚乱的总理打打下手,气氛欢乐祥和。

    抗美援朝停战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总理抽闲下厨的情况时有发生。他说“这是一种休息”又说“做饭是一门艺术”“搞艺术是一种享受”

    总理亲自下厨做菜,必要请我们作客。过节请大家,平时抽闲下厨,也要请在场的人一道品尝他的手艺。在我的印象里,总理下厨,红烧狮子头是必做的一道菜。每次做好了,会亲自端盘子送到我们面前。他走路总是一溜快步,配上腰间系的围裙,真有些像小饭馆里的勤快热情的服务员,有时还要欢快地招呼一嗓子:“哎,红烧狮子头,这是我最拿手的菜。”

    总理很少强调“最”字,但是对红烧狮子头用上了“最”字。“最拿手的菜”、“保留节目”、“看家的手艺”和“家乡菜”都是用于红烧狮子头。据说狮子头属淮阳菜系。

    周恩来在春天的时候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的红烧肉与毛泽东的红烧肉有不同。毛泽东的红烧肉就是肉,顶多是加些辣子,极少放菜的时候。周恩来的红烧肉喜欢和萝卜一起红烧。北京的“心里美”和变萝卜可以和肉一道红烧,但总理更爱吃的还是水萝卜,又嫩,味道又鲜。那时没有“大棚菜”不像现在不论季节地能吃到四季新鲜菜,那时吃菜季节性很鲜明。水萝卜是春天的重要鲜菜。所以,每到春天,总理就不忘提醒吃顿红烧肉。

    有次开会回来,总理沿路看到成堆的新鲜水萝卜摆在菜市场,心情很好,一到家就对值班卫士姜贵春吩咐道:“小姜,你和桂师傅说一声,给我烧点红烧肉吃。”

    桂师傅一听就明白,他自然是把小水萝卜同肉一起红烧了。

    总理还喜欢吃烧豆腐;抽闲下厨,烧豆腐也是他的一个拿手菜。不过,我们都把他的烧豆腐叫熬豆腐。并且懂得有句老话在民间很流行,叫做“钱油熬豆腐”

    起因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有天抽闲下厨,自己动手做饭招待几位加班的同志。

    每逢总理下厨,在“家”的工作人员都喜欢跟到厨房围观学习总理的手艺。(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称作家总理抓着油瓶往锅里倒油。他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倾斜油瓶,油还没滴出来时就几次抬高瓶口,好不容易才滴出几滴油进锅。他看看锅底,又看看油瓶,再小心翼翼地滴出两滴油,就收起了油瓶子。

    他掀起眼皮望望围观的“群众”笑着耸一下肩,自我解释说:“放那么多油干吗,现在这么困难。油放少点,钱油熬豆腐嘛,这是老话了,民间都懂。”

    豆腐做好了,烧豆腐成了熬豆腐,不过味道更嫩更鲜。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钱油熬豆腐”

    总理的工作餐喜欢吃大烩菜,特别是天冷时,白菜、豆腐、粉条,用肉汤一炖,别提吃得多香。每当他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找一些部长来谈事,吃饭时,最经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烩菜。一大盆子烩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热气腾腾。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长,你问他总理家的菜什么最好吃?个个都会回答:“大烩菜,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总理经常点名索求的还有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每星期—必要吃两顿粗粮,忘了做就会点名要。每年还要请那些在延安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喝一次菜粥,小米粥里放点菜叶放点盐,每人都能喝好几碗,喝得心里潮起浪涌,喝得两眼湿漉漉,喝得多少往事又现眼前,喝得人人脸上泛起红晕。

    有一次,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吃着高粱米饭,对我说:“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苍劲。

    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东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永远感谢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和黄土”

    还有一次,他要高梁米饭吃时,说:“我在东北上中学,就是吃高粱米饭。到现在还是馋这一口。”

    从1958年开始,总理和邓大姐规定:他们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到困难时期,总理和邓大姐又规定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标准。而粮食又是将粗粮比例提到一半以上。国家完全渡过困难,到了1964年夏收之后,细粮的比例才提高,但也是只吃糙米,不吃小站稻等精米。

    总理由于忙,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吃饭谈不上规律,也论不得习惯。不过,能够在家吃三顿饭时,还是可以说出点“规律”或“习惯”的。

    总理的早餐应该叫“早点”就是“点到为止”不像现代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早饭要吃好吃饱。”

    总理的早餐多数是在中午前后吃。先喝碗稀的,一般是小米粥或豆浆。偶尔也喝过一碗奶或一杯酸奶。这种喝奶的时候很少,除非是我们为了给他补足热量而规定了食谱,只上牛奶不上小米粥或豆浆,他也就喝了牛奶。

    如果喝小米粥,他会就点咸菜吃。他喜欢的咸菜就是大头菜,切成丝,嚼起来咯吱有声。

    喝过稀的,还会剥一颗煮鸡蛋,沾点盐吃。经常是边吃边进了办公室。工作太忙就不进饭厅,把早点拿到办公室,他一边批阅文件一边“点到为止”

    这个“点”应该是点心。总理有时以鸡蛋当点心,有时也吃片面包片或蛋糕之类点心,吃得很少,他说:“点心点心,就是一点儿么。”

    午饭在晚上七八点钟吃,晚饭在夜里12点前后吃。如果不是忙得进不了餐厅,那种正式用餐是两菜一场。如果同邓大姐一道用餐,或临时有客人一起用餐,就是四菜一场。

    这种正式用餐,食谱是由我同保健医生及炊事员根据营养保健,所需热量及口味变化来调剂安排。

    主食以米饭、面条、炒面、馒头、烙饼、玉米面贴饼和小窝头几样为主,变换着给总理上。比较而言,午饭吃米多,晚饭吃面多点。

    主要的调剂还是在菜上。除了冰糖肘子、红烧鲫鱼、红烧肉、红烧狮子头、大烩菜、钱油熬豆腐之类前面点到过的菜,值得一提的还有:豆类菜;像蚕豆、豌豆、绿豆芽。

    南方的绿叶菜;像空心菜、笕莱、鸡毛菜总理都很爱吃。

    油菜、长白菜、圆白菜、油菜苔、肉末雪里红、素炒菠菜、栗子烧白菜,都是总理爱吃常吃的菜。

    总理也喜欢吃一些小菜:煮盐水黄豆、炒咸菜、豆腐乳等等。如果喝酒,受欢迎的下酒菜永远有花生米。

    爱吃是一回事,平日吃上吃不上又是一回事。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大量的时候是不能坐在餐桌旁正经吃饭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汽车上,会场休息室或匆匆的走路中吃饭。

    在汽车上的饭,最多的时候是喝一杯玉米面糊糊,吃两片面包。面包里或夹几片香肠,或抹些果酱。有时也喝杯麦片汤。比较而言,总理更爱喝玉米面糊糊。

    如果是在会场休息室,我们常给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打电话,叫他准备一碗热场面,总理可以在会议休息时,边听汇报边吃面,有汤有面,吃着还可以。国家经济情况好时,面里放些肉丝菜叶;经济困难时,面汤上只漂几片葱花。

    如果总理太忙,按我们的安排连三两分钟时间也抽不出来,那就通知人大会堂或有关人员准备几个素馅包子,在总理从一个会场赶去另一个会场时,拿在手里边走边吃。

    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理边走边吃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况,临时增加的活动,总理吃不上面包、素馅包子,喝不上玉米面糊糊或面条,那就“饿了糖也能充饥”他多次吃两块糖作一顿饭,或条件允许时要一把花生米或煮黄豆当饭。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间总理能正经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可以说连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说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就是偶尔接触总理的领导干部也无不发现了这个问题。铁瑛曾经掉过泪,他就亲眼目睹了总理要一把花生米,边吃边喝茶,这一把花生米就顶了两顿饭!

    我们不会掉泪。因为天天见,天天是这样。如果哭,泪也早就流干了总理吃饭有三忌,这是不同于忌吃带翅膀的飞禽的另一种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便利用来种了豆角、白菜、萝卜、茄子之类蔬菜。到了夏季,各种菜蔬陆续下来,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总理尝个鲜。

    那天,卫士姜贵春给总理端饭,上豆角菜时,顺嘴说一句:“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豆角,很嫩。”

    总理条件反射似地闪出警觉的目光:“给钱没有?”

    “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姜贵春纳闷、惊奇,摇一摇头:“没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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