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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和各种石膏裸体被窃一空。一只大卫的石膏鼻子被雨水泡得老大老大，很吓人。新调来的那个年轻的副主任对此事很重视。他说：黄色书籍和裸体像被偷光，可见有些人的灵魂肮脏到什么地步，精神空虚到什么地步。
于是一支工作组开始四面八方乱跑，终于被高力领到宣传队来了。大家发现工作组长十分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早先那个教导员。他們一到，马上动员人们起来揭发徐北方。
“听说画得真人一样？”他们问。
“啥都画出来啦？”他们打听。
刘队长说他从来没见过这幅画。有人说打架那天他见过但没看清楚，因为团支书进去打的时候就把门闩上了。团支书说他并不知道那俩人为什么动武，他只是帮了弱者一把。徐北方则一口咬定他没画过什么下流画，于是教导员天天守着他开导，启发，申明“坦白从宽”的政策。
工作组其他人分别与个人接触。这种法子很生效，许多人都大开思路，纷纷回忆说：似乎是有本什么混账书，鬼头鬼脑在队里流传了好几年。
一天，大家被集中到排练厅。“现在开会！”教导员似乎对这伙人根本不认识，板脸宣布道。人们静得出奇，头一次开会这么乖。
“同志们！有个同志自觉把这本坏书送到我们这里。”教导员举起那本脏得一塌糊涂的书。这哪是书，是个可怕的脏东西。书的边角不再是整齐的，缺牙豁齿，像是有人边看它边啃它。
“这本书是黄书，内容下流，我们都看过了。”教导员说。“刘平同志！”他突然直呼刘队长其名。
“啊？！”队长顿时一慌。
“听说你纵容他们看这种下流书！”
“没有的事！”
教导员说：“看这本书的人，把手举起来！”
一些手鬼鬼祟祟地举起来。我看着刘队长，觉得他一点威严没了。
“确确实实！这书在这里流传长达五年时间。有的同志向刘平同志反映过情况，他毫不在乎，听任这种坏书毒害年轻同志！所以，出现画下流画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我说明一下”队长站起来。
“等一等！”
“我当时并没纵容”
“可你也没有不纵容！”
教导员叫起一个人：“你向队长提供过坏书的线索？”
“对。”
“队长没理睬？”
“他听我说完后，先是”
教导员打了个手势，让人不必多啰嗦：“他是否拒绝彻底搜查？”
“是。”
“好，你坐下。”他又叫起另一个人。
“你在宣传队当团支书？”他连曾经最赏识的人也认不得了。
“是。”团支书对他的恶劣记性感到奇怪。
“你是否几次提出对团员进行正面教育，抵制这本书的恶劣影响？”
“是。”
“队长是不是反对？”
“情况是这样”
他又打了个不必滔嗦的手势：“队长有没有反对开会？”
“不，他当时这样说”
他又厌烦地打了个手势：“好了！他反对开会没有？”
“他反对。”
“行了，你坐下。”
我认为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有种十分窝囊的感觉，似乎他不需要任何人把话讲清楚。
“刘平同志！你既反对搜查，又反对开会，还有什么能说明你没纵容他们读坏书呢？！”
刘队长张口结舌地看看部下们。
“更严重的是，有位同志主动把书上交，你们的队长鼓励他看完再说。”他又叫起一个人。“你叫伊农？”
“你，你你你不是早知道我的名字吗？”
“你看过这本书？”
伊农说：“你，你你不是也看了吗？”
“这是本什么书？”
“你，你你不是也知道吗？”
“你上交书的时候，队长是不是鼓励你看它？”
“不不不不！那时我已经看完了。”
“什么？！”
“我我我看完了交给队长，他让我看着办”
“行了。你坐下。看着办！大家都明白了吧？所以你们队的作风这么糟！我相信那张黄色下流的画早晚也会被查出来，因为毕竟有觉悟高的同志！就是这样的同志，把书交给我们的！”
大家互相乱看：到底是谁干了这么件英勇的事？
是我。我把书交给了工作组。蔡玲从伊农那里得到这本书，便拿它来跟我做交易。她对我那双从上海带来的紫色塑料拖鞋羡慕得不得了，便用书换走了它。她认为这样更加合理，我们都各得其所。这本书走了五年漫长而曲折的路，又回到我手里。可我连一页都未来得及看，就把它交给了工作组。
当时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它交出去。也许动机很复杂，不完全像教导员夸我的那样“觉悟高”我并不喜欢工作组，挺巴望他们快些走。或许我想转移注意力，声东击西，好使徐北方蒙混过关。我上交了书，以为他们就会走了，一切都了结了。或许我当时还是很爱徐北方，怕他出丑，名誉扫地，我们的关系就会受到舆论压力。总之，我出于各种各样动机，交出了书，或许我还想表现自己。表面上我不是那种爱表现的人，实质上，我也有那方面的欲望。
结果是我一点也没帮上徐北方的忙。
美术学院已给他发了最后通牒，如再不报到，将除他的名。他一心想把那幅画保护下来，因为那幅画最代表他的水平。他坚信它会问世，会引起震动，会使他扬名。他就亲口对我讲过这些。但他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对他多么不利，那幅画恰恰要毁了他的前程。
高力为工作组引路，他们来到徐北方房间，从一块正在绘制的布累后面，把那幅画找到了。可在场的人全傻了，包括徐北方本人也傻了——画面上除了毒辣的太阳和干燥的沙漠，什么也没有了。沙漠成了真正的沙漠，杳无人迹。阳光依旧白热，画面充满单调、无情的金黄色。美丽的女人失踪了。
“不是这幅？”教导员说。
高力充满狐疑：“就是它。我不会看错。”他指着徐北方：“肯定是他把它涂改了！”
徐北方完全痴傻了，直瞪瞪地盯着画面。
“是这幅画吗？”教导员推推他。
他乖顺地点点头：“是”
“你为什么要涂改它？”
“啊？！”
“肯定是这么回事：你把它涂掉了！”
徐北方的脸一下子扭歪了。他突然抱住那幅画，像在上面仔细寻找什么。他屋里挤满了人，人群里有我，我被他这失常的样子吓得不住哆嗦。
“谁干的？！谁干的？！”徐北方向人群疯狂地扭转着头：“谁干的？！谁干的？！”两行泪飞快地淌出他的眼睛，急雨般落在干旱的“沙漠”上
我哭了。我躺在这硬壳里，一想到他那绝望的嘶喊，便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的神情，伤心透顶，万念俱灰。即便失去我的爱情，他也不会那样伤心，即便叫他去死，他也不会那样绝望。他爱他的艺术，爱他的画，可人们都觉得这爱挺好玩，不可思议，觉得他大可不必，甚至觉得他有点装疯卖傻。但我理解他那种如痴如狂的爱，正因为我理解这点，他才不去爱别人，而真心爱我。在理解他这点上，我自豪地胜过了孙煤。
工作组讨论了一会儿，认为徐北方不可能有时间去涂改那幅画，因为他们差不多禁闭了他，成天守着他、开导他。所以他们怀疑真正的下流画被藏起来了。他们逼他交待藏画的地方。他们对这幅画的迫切心情令人费解。
整整一天，徐北方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守着画中的沙漠。我觉得，他的心也一下成了空空如也的沙漠。
团支书只是劝他想开些，赶紧收拾行装出发，上大学去。因为离最后限期只剩五天了。他不动，一直不动盯着画。那天夜里，他跟团支书打起来了。肌肉素质良好的团支书，竟被他打得鼻青脸肿，谁都不知这是为了什么。五天后，徐北方跑来向我告别，说这回他真的要走了，刘队长给他开了介绍信。
我万万没想到，那幅画是被团支书王掖生涂改的。他不顾一切地用厚厚的颜料涂掉了那上面惟一的生命。他像油漆匠一样认真严肃地把画像漆门板那样涂了一遍，涂得又匀又厚，把一个生命封死在里面。他竟干了这样一件蠢事，难怪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揍。在徐北方揍他的时候，他没还一下手，也许他已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了吧。他蠢到这种地步，以为这样一来，就把画保住了，把徐北方也保住了。他涂掉了画中最宝贵、最重要的部分，这画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他把这件蠢事告诉徐北方时，我完全能想象后者怎样暴跳起来，去揍他。
不过，不管怎么说，徐北方总算能脱身去大学报到了。工作组暂时没拿住他什么真凭实据。
就在徐北方拎着行李要离去时，上面突然来了个命令，让宣传队全体人员按兵不动，不准一个人离开，要有人专门来对刘队长及他领导的这支队伍进行整顿。谁也不许擅自离开，随便什么理由都不行。刘队长在接这个电话时，徐北方正拎着行李走到办公室门口。他本来要跟刘队长正式道别，听到这个消息，脸色煞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掉了。
在那一刹那间，我才真正懂得了：有一种人对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自由选择的，那就是军人。包括一贯自由的徐北方，也是没有自由的，在命令下，他和刘队长一样呆若木鸡，他和他对望着，知道这下完了。
的书和各种石膏裸体被窃一空。一只大卫的石膏鼻子被雨水泡得老大老大，很吓人。新调来的那个年轻的副主任对此事很重视。他说：黄色书籍和裸体像被偷光，可见有些人的灵魂肮脏到什么地步，精神空虚到什么地步。
于是一支工作组开始四面八方乱跑，终于被高力领到宣传队来了。大家发现工作组长十分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早先那个教导员。他們一到，马上动员人们起来揭发徐北方。
“听说画得真人一样？”他们问。
“啥都画出来啦？”他们打听。
刘队长说他从来没见过这幅画。有人说打架那天他见过但没看清楚，因为团支书进去打的时候就把门闩上了。团支书说他并不知道那俩人为什么动武，他只是帮了弱者一把。徐北方则一口咬定他没画过什么下流画，于是教导员天天守着他开导，启发，申明“坦白从宽”的政策。
工作组其他人分别与个人接触。这种法子很生效，许多人都大开思路，纷纷回忆说：似乎是有本什么混账书，鬼头鬼脑在队里流传了好几年。
一天，大家被集中到排练厅。“现在开会！”教导员似乎对这伙人根本不认识，板脸宣布道。人们静得出奇，头一次开会这么乖。
“同志们！有个同志自觉把这本坏书送到我们这里。”教导员举起那本脏得一塌糊涂的书。这哪是书，是个可怕的脏东西。书的边角不再是整齐的，缺牙豁齿，像是有人边看它边啃它。
“这本书是黄书，内容下流，我们都看过了。”教导员说。“刘平同志！”他突然直呼刘队长其名。
“啊？！”队长顿时一慌。
“听说你纵容他们看这种下流书！”
“没有的事！”
教导员说：“看这本书的人，把手举起来！”
一些手鬼鬼祟祟地举起来。我看着刘队长，觉得他一点威严没了。
“确确实实！这书在这里流传长达五年时间。有的同志向刘平同志反映过情况，他毫不在乎，听任这种坏书毒害年轻同志！所以，出现画下流画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我说明一下”队长站起来。
“等一等！”
“我当时并没纵容”
“可你也没有不纵容！”
教导员叫起一个人：“你向队长提供过坏书的线索？”
“对。”
“队长没理睬？”
“他听我说完后，先是”
教导员打了个手势，让人不必多啰嗦：“他是否拒绝彻底搜查？”
“是。”
“好，你坐下。”他又叫起另一个人。
“你在宣传队当团支书？”他连曾经最赏识的人也认不得了。
“是。”团支书对他的恶劣记性感到奇怪。
“你是否几次提出对团员进行正面教育，抵制这本书的恶劣影响？”
“是。”
“队长是不是反对？”
“情况是这样”
他又打了个不必滔嗦的手势：“队长有没有反对开会？”
“不，他当时这样说”
他又厌烦地打了个手势：“好了！他反对开会没有？”
“他反对。”
“行了，你坐下。”
我认为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有种十分窝囊的感觉，似乎他不需要任何人把话讲清楚。
“刘平同志！你既反对搜查，又反对开会，还有什么能说明你没纵容他们读坏书呢？！”
刘队长张口结舌地看看部下们。
“更严重的是，有位同志主动把书上交，你们的队长鼓励他看完再说。”他又叫起一个人。“你叫伊农？”
“你，你你你不是早知道我的名字吗？”
“你看过这本书？”
伊农说：“你，你你不是也看了吗？”
“这是本什么书？”
“你，你你不是也知道吗？”
“你上交书的时候，队长是不是鼓励你看它？”
“不不不不！那时我已经看完了。”
“什么？！”
“我我我看完了交给队长，他让我看着办”
“行了。你坐下。看着办！大家都明白了吧？所以你们队的作风这么糟！我相信那张黄色下流的画早晚也会被查出来，因为毕竟有觉悟高的同志！就是这样的同志，把书交给我们的！”
大家互相乱看：到底是谁干了这么件英勇的事？
是我。我把书交给了工作组。蔡玲从伊农那里得到这本书，便拿它来跟我做交易。她对我那双从上海带来的紫色塑料拖鞋羡慕得不得了，便用书换走了它。她认为这样更加合理，我们都各得其所。这本书走了五年漫长而曲折的路，又回到我手里。可我连一页都未来得及看，就把它交给了工作组。
当时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它交出去。也许动机很复杂，不完全像教导员夸我的那样“觉悟高”我并不喜欢工作组，挺巴望他们快些走。或许我想转移注意力，声东击西，好使徐北方蒙混过关。我上交了书，以为他们就会走了，一切都了结了。或许我当时还是很爱徐北方，怕他出丑，名誉扫地，我们的关系就会受到舆论压力。总之，我出于各种各样动机，交出了书，或许我还想表现自己。表面上我不是那种爱表现的人，实质上，我也有那方面的欲望。
结果是我一点也没帮上徐北方的忙。
美术学院已给他发了最后通牒，如再不报到，将除他的名。他一心想把那幅画保护下来，因为那幅画最代表他的水平。他坚信它会问世，会引起震动，会使他扬名。他就亲口对我讲过这些。但他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对他多么不利，那幅画恰恰要毁了他的前程。
高力为工作组引路，他们来到徐北方房间，从一块正在绘制的布累后面，把那幅画找到了。可在场的人全傻了，包括徐北方本人也傻了——画面上除了毒辣的太阳和干燥的沙漠，什么也没有了。沙漠成了真正的沙漠，杳无人迹。阳光依旧白热，画面充满单调、无情的金黄色。美丽的女人失踪了。
“不是这幅？”教导员说。
高力充满狐疑：“就是它。我不会看错。”他指着徐北方：“肯定是他把它涂改了！”
徐北方完全痴傻了，直瞪瞪地盯着画面。
“是这幅画吗？”教导员推推他。
他乖顺地点点头：“是”
“你为什么要涂改它？”
“啊？！”
“肯定是这么回事：你把它涂掉了！”
徐北方的脸一下子扭歪了。他突然抱住那幅画，像在上面仔细寻找什么。他屋里挤满了人，人群里有我，我被他这失常的样子吓得不住哆嗦。
“谁干的？！谁干的？！”徐北方向人群疯狂地扭转着头：“谁干的？！谁干的？！”两行泪飞快地淌出他的眼睛，急雨般落在干旱的“沙漠”上
我哭了。我躺在这硬壳里，一想到他那绝望的嘶喊，便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的神情，伤心透顶，万念俱灰。即便失去我的爱情，他也不会那样伤心，即便叫他去死，他也不会那样绝望。他爱他的艺术，爱他的画，可人们都觉得这爱挺好玩，不可思议，觉得他大可不必，甚至觉得他有点装疯卖傻。但我理解他那种如痴如狂的爱，正因为我理解这点，他才不去爱别人，而真心爱我。在理解他这点上，我自豪地胜过了孙煤。
工作组讨论了一会儿，认为徐北方不可能有时间去涂改那幅画，因为他们差不多禁闭了他，成天守着他、开导他。所以他们怀疑真正的下流画被藏起来了。他们逼他交待藏画的地方。他们对这幅画的迫切心情令人费解。
整整一天，徐北方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守着画中的沙漠。我觉得，他的心也一下成了空空如也的沙漠。
团支书只是劝他想开些，赶紧收拾行装出发，上大学去。因为离最后限期只剩五天了。他不动，一直不动盯着画。那天夜里，他跟团支书打起来了。肌肉素质良好的团支书，竟被他打得鼻青脸肿，谁都不知这是为了什么。五天后，徐北方跑来向我告别，说这回他真的要走了，刘队长给他开了介绍信。
我万万没想到，那幅画是被团支书王掖生涂改的。他不顾一切地用厚厚的颜料涂掉了那上面惟一的生命。他像油漆匠一样认真严肃地把画像漆门板那样涂了一遍，涂得又匀又厚，把一个生命封死在里面。他竟干了这样一件蠢事，难怪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揍。在徐北方揍他的时候，他没还一下手，也许他已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了吧。他蠢到这种地步，以为这样一来，就把画保住了，把徐北方也保住了。他涂掉了画中最宝贵、最重要的部分，这画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他把这件蠢事告诉徐北方时，我完全能想象后者怎样暴跳起来，去揍他。
不过，不管怎么说，徐北方总算能脱身去大学报到了。工作组暂时没拿住他什么真凭实据。
就在徐北方拎着行李要离去时，上面突然来了个命令，让宣传队全体人员按兵不动，不准一个人离开，要有人专门来对刘队长及他领导的这支队伍进行整顿。谁也不许擅自离开，随便什么理由都不行。刘队长在接这个电话时，徐北方正拎着行李走到办公室门口。他本来要跟刘队长正式道别，听到这个消息，脸色煞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掉了。
在那一刹那间，我才真正懂得了：有一种人对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自由选择的，那就是军人。包括一贯自由的徐北方，也是没有自由的，在命令下，他和刘队长一样呆若木鸡，他和他对望着，知道这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