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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晚上，费烈拉司令和吉姆政委来了。外面，浓雾飞动，屋里大家围在火炉和两位旅部来人旁边，这两位给大家递烟直到烟盒空了。两人说话很少，费烈拉很粗壮，棕色胡子，戴着阿尔卑斯帽，眼睛明亮、冷漠，总是半睁着眼偷看。吉姆瘦高个，长脸红润，轻轻地咬着胡子。
费烈拉是一位工人，出生在山里，表情冷漠，思路敏捷，现在听大家讲话，发出同意的微笑，但也坚持自己的主张：全旅部队如何布阵，如何分配重武器，何时使用迫击炮。对他来说，游击战争必须像机器一样准确、完美。这是在工厂里培养出来的革命抱负。把它运用在了如指掌的山区，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吉姆是一位大学生，对前因后果要求明确肯定，合乎逻辑，脑子里充满疑问。对人类有极大的兴趣，因此，他学医，因为知道一切事物的解释都存在于细胞的运动中，而不在哲学的范畴中。将来要做脑科医生，一位精神病科医生对人是不热情的，因为看人的时候总是盯着不动，好像要看出入家的思想的根源。突然，提出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漫无边际，问人家的童年，或别的事情。然后，在人后面，是各阶级前进的大机器，它由每天的行为举止来推动。其他举止会烧掉而留下痕迹：这就是历史。一切都应该合乎逻辑，人们应了解一切，在历史中和在头脑中一样。在这个和那个之间有一个跳跃，一个盲区，这里集体理性以可怕的偏离和未想到的联系把它变成个人理性。吉姆政委每天背着那支乏味的斯坦枪在各个支队里转，与政委们、指挥员们交谈，研究每个人，分析这个或那个人的立场，把每个问题分成几个因素，a，b，c要求一切都要清楚，在他身上和在别人身上一样，一切都要清楚。
现在，战士们围在费烈拉和吉姆周围，打听有关战争的新闻。离前线远的，离前线近的，还有他们自己战斗的新闻。费烈拉说对盟军不应该有任何期望，认为游击队单独干也能战胜敌人。然后，通报当天的大新闻：一支德国纵队正向山谷前进，扫荡整个山区：德国人知道他们营地的地点，要把这些地区变成焦土。拂晓全旅都要埋伏在各个山头，其他旅也来支援。德国人必将遭到枪林弹雨的伏击，撤退回营。
这时，战士们行动起来，摩拳擦掌，慷慨激昂，在他们看来，战斗已经开始。表情严肃坚强，叮叮当当拿起自己的武器。
“德国人是看到火光才来的。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个战士说。德利托在稍远一点站着，光线照着他垂下的眼睛。
“大火，当然也是因为大火，但还有别的原因。”吉姆说，慢慢吸了一口烟。其他人一言不发，德利托只是抬抬眼睛。
“我们有一个人叛变了。”吉姆说。这时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像风吹进骨头一样，一种寒冷潮湿的背叛气氛，营房里每次听到这种消息都是这种气氛。
“是谁？”
“佩莱。他到黑色旅那里去了。他一个人去的，没抓到他。他让人处死了我们在狱中的四位同志。他帮助审讯我们被抓的每个人，告发每个人。”
这种消息使人有一种盲目的失望，妨碍人们去思考。几天前，佩莱还和他们在一起，还说：你们听着，我们要打击！那次有点怪，在他们后面没听到他着凉感冒的呼吸，但他仇恨第二天战斗中要用的机枪。现在，佩莱在下面敌人的禁区内，戴着有头颅徽记的黑帽子，佩带漂亮的新式武器，再也不用怕扫荡了，总是愤怒地闪动着凉感冒的小红眼睛，舔着口干舌燥的嘴唇。这是对他们，对他昨天的同志们的愤怒。这种愤怒没有仇恨或积怨，就像同志们玩以死打赌一样。
突然，皮恩想到自己的手枪。佩莱熟悉沟周围的所有小路，好把姑娘带到那里。可能他也找到了那支手枪，现在挂在他的黑色旅制服上，抹上油铮亮，像他带的武器那样。或者是另外一码事，他编造说熟悉蜘蛛筑巢的地方，是为了去城里，背叛自己同志，受赠获得新式的德国武器，那些武器射击时几乎无声。
“现在应该杀了他。”同志们说。好像同意他命该如此，也可能眼下更愿意他第二天又回到他们中间来，带着新式武器继续在那个悲伤的游戏中和他们交替着或做战友或做敌人进行战斗。
“红狼已经下山到城里组织爱国行动小组与他斗争。”费烈拉说。
“我也要去。”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费烈拉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准备好第二天的战斗，这是一次决定性战斗，大家散去分配各小队的任务，准备武器。
费烈拉和吉姆把德利托叫到一边。
“我们收到了关于火灾的报告。”他们说。
“是这样的！”德利托说。他不想为自己辩护，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有人对火灾负责吗？”吉姆问。
“都是我的过错厂德利托说。
他们两人看着他，表情严肃。德利托想最好离开部队隐居在自己知道的一个地方等待战争结束。
“你有什么要解释吗？”他们耐心地等着。
“没有，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可能说：“滚吧！”或者：“毙了你！”相反，费烈拉说：“好了。关于这件事以后有时间再谈，现在要作战。你行吗，德利托？”
德利托黄眼睛看着地：“我病了。”
吉姆说：“尽快治好，明天。明天的战斗对你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想想吧！”
他们一直看着他，德利托觉得越来越希望让他离开。
“我病了，病得很重。”德利托重复。
“行了，”费烈拉说“明天你们要坚守朝圣者山的山头，监视从桥墩到第二个山谷地区，听明白了？然后，再转移，等待命令。小队与小队之间要分开，需要的时候，机枪和射手及其他战士能够转移。所有人都必须参加战斗，任何人不得例外，包括司务长，厨师。”
德利托听着布置，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
“任何人不得例外，”他重复道“包括厨师广他让自己听明白。
“明天拂晓，大家都在山头上，明白了吗？”吉姆咬着胡子看着他。“要听清楚，德利托。”
话音中像是带有爱心，但由于战斗的严重性，语调很有说服力。
“我病了，”德利托说“病得很重。”
吉姆政委和费烈拉司令员走在黑暗的山路上到另外一个支队去。
“你相信这是一个错误吗，吉姆？”费烈拉问。
吉姆摇头，说：“这不是错误。”
“是个错误！”司令员说“你的想法是错误的，让不太可靠的人组成一个支队，让更不可靠的人当指挥员。你看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把他们分开，混在可靠的人中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样更容易指挥。”
吉姆继续咬着胡子，说：“对于我，这是我最满意的支队。”
费烈拉差一点急起来。他抬起冷漠的眼睛，挠着头：“吉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是一个突击旅，不是实验室？我知道你有科学上的满足要检查一下这些人的反应。要他们都守纪律，一部分人是无产者，一部分人是农民，还有你说的半无产者我觉得你应做的政治工作是把他们混在一起，让没有阶级觉悟的人有阶级觉悟，达到有利的团结不考虑军事上的效果”
吉姆很难表达清楚，直摇头：“历史，历史！大家都在战斗，他们身上有同一种渴望，不，不同的渴望，每人有每人的渴望。但是现在都一起战斗，大家一样，也很团结。另外，有德利托，有佩莱你不明白他们的价值他们，也有同一渴望一个心血来潮足可以拯救他们或失掉他们这是政治工作给他们一种观念”
吉姆和大家讨论时，分析形势时，显得极其清楚、辩证。但现在两个人交谈，要阐明自己的观点，还真费劲！费烈拉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好吧，就给他们这种观念，让他们清楚一点，照我说的。”
吉姆吹吹胡子，说：“你看，这不是一支部队，不能对他们说：这是义务。这里，你不能谈义务，不能谈理想：祖国、自由、共产主义。他们也不愿意听人讲理想。理想很好大家都该有，另一部分人也有理想。你看见当那个极端主义的厨师说教时发生什么事？大家喊着反对他，打他。他们不需要理想、神话、喊万岁，他们就是这样行动、战斗、不喊万岁。”
“那为什么？”费烈拉知道为什么战斗，他什么都清楚。
“你看，”吉姆说“现在，各个支队开始静静地进入阵地，他们也知道明天可能有死人和伤员。告诉我，是什么推动他们过这种生活？是什么推动他们去战斗？你看，我们有农民，这里山区的居民。这对他们是很容易的。德国人烧房子、抢奶牛。他们的战争是最原始的人类战争，保卫祖国，农民们有祖国。这样，他们就站在我们一边，年老的和年轻的，带着他们的破枪和老起毛的猎服。整个地区都拿起武器。我们保卫他们的祖国，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祖国就变成一个严肃的理想，超越了他们，又变成斗争本身。他们甚至牺牲房子、奶牛，还是继续战斗。而对另一些农民来说，祖国仍然是一个自私的东西：房子、奶牛、收获。为了保留这一切，他们就变成了奸细，法西斯分子，整个地区变成了敌人另外，工人，工人有争取工资、罢工、劳动和手挽手斗争的历史。工人是一个阶级，知道在生活中有更好的东西，应该为这个美好的东西而斗争。他们也有个祖国，一个尚需征服的祖国，他们战斗就是为了征服它。城市有工厂，以后将是他们的。他们已经看到厂房上有红色标语，烟囱上飘着红旗。他们身上没有多愁善感。明白现实和改变现实的方法。另外，还有某些知识分子或学生，人数很少，散布在各地，他们有思想，但思想模糊不清，经常是错误的。他们有一个由词汇，充其量是由几本书构成的祖国。但是通过战斗他们发现词汇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们在人类斗争中发现新事物，并且这样战斗着，却不提问题，直到找到新词汇，又找到已变化的古老词汇，其意义是不受怀疑的。另外，还有谁呢？外国俘虏，从集中营逃出来并来到我们这里。他们是为真正的祖国而战争，想回到遥远的祖国去，正因为遥远才是祖国。这完全是一种象征的斗争，一个人为了杀德国人，应该想到不是这个而是另外一个德国人。玩一种使头脑畸形的调换位置游戏，其中每件事或每个人都变成一种中国皮影，一种神话，你懂这些吗？”
费烈拉卷着自己的棕色胡子，他对这些一窍... -->>
临近晚上，费烈拉司令和吉姆政委来了。外面，浓雾飞动，屋里大家围在火炉和两位旅部来人旁边，这两位给大家递烟直到烟盒空了。两人说话很少，费烈拉很粗壮，棕色胡子，戴着阿尔卑斯帽，眼睛明亮、冷漠，总是半睁着眼偷看。吉姆瘦高个，长脸红润，轻轻地咬着胡子。
费烈拉是一位工人，出生在山里，表情冷漠，思路敏捷，现在听大家讲话，发出同意的微笑，但也坚持自己的主张：全旅部队如何布阵，如何分配重武器，何时使用迫击炮。对他来说，游击战争必须像机器一样准确、完美。这是在工厂里培养出来的革命抱负。把它运用在了如指掌的山区，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吉姆是一位大学生，对前因后果要求明确肯定，合乎逻辑，脑子里充满疑问。对人类有极大的兴趣，因此，他学医，因为知道一切事物的解释都存在于细胞的运动中，而不在哲学的范畴中。将来要做脑科医生，一位精神病科医生对人是不热情的，因为看人的时候总是盯着不动，好像要看出入家的思想的根源。突然，提出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漫无边际，问人家的童年，或别的事情。然后，在人后面，是各阶级前进的大机器，它由每天的行为举止来推动。其他举止会烧掉而留下痕迹：这就是历史。一切都应该合乎逻辑，人们应了解一切，在历史中和在头脑中一样。在这个和那个之间有一个跳跃，一个盲区，这里集体理性以可怕的偏离和未想到的联系把它变成个人理性。吉姆政委每天背着那支乏味的斯坦枪在各个支队里转，与政委们、指挥员们交谈，研究每个人，分析这个或那个人的立场，把每个问题分成几个因素，a，b，c要求一切都要清楚，在他身上和在别人身上一样，一切都要清楚。
现在，战士们围在费烈拉和吉姆周围，打听有关战争的新闻。离前线远的，离前线近的，还有他们自己战斗的新闻。费烈拉说对盟军不应该有任何期望，认为游击队单独干也能战胜敌人。然后，通报当天的大新闻：一支德国纵队正向山谷前进，扫荡整个山区：德国人知道他们营地的地点，要把这些地区变成焦土。拂晓全旅都要埋伏在各个山头，其他旅也来支援。德国人必将遭到枪林弹雨的伏击，撤退回营。
这时，战士们行动起来，摩拳擦掌，慷慨激昂，在他们看来，战斗已经开始。表情严肃坚强，叮叮当当拿起自己的武器。
“德国人是看到火光才来的。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个战士说。德利托在稍远一点站着，光线照着他垂下的眼睛。
“大火，当然也是因为大火，但还有别的原因。”吉姆说，慢慢吸了一口烟。其他人一言不发，德利托只是抬抬眼睛。
“我们有一个人叛变了。”吉姆说。这时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像风吹进骨头一样，一种寒冷潮湿的背叛气氛，营房里每次听到这种消息都是这种气氛。
“是谁？”
“佩莱。他到黑色旅那里去了。他一个人去的，没抓到他。他让人处死了我们在狱中的四位同志。他帮助审讯我们被抓的每个人，告发每个人。”
这种消息使人有一种盲目的失望，妨碍人们去思考。几天前，佩莱还和他们在一起，还说：你们听着，我们要打击！那次有点怪，在他们后面没听到他着凉感冒的呼吸，但他仇恨第二天战斗中要用的机枪。现在，佩莱在下面敌人的禁区内，戴着有头颅徽记的黑帽子，佩带漂亮的新式武器，再也不用怕扫荡了，总是愤怒地闪动着凉感冒的小红眼睛，舔着口干舌燥的嘴唇。这是对他们，对他昨天的同志们的愤怒。这种愤怒没有仇恨或积怨，就像同志们玩以死打赌一样。
突然，皮恩想到自己的手枪。佩莱熟悉沟周围的所有小路，好把姑娘带到那里。可能他也找到了那支手枪，现在挂在他的黑色旅制服上，抹上油铮亮，像他带的武器那样。或者是另外一码事，他编造说熟悉蜘蛛筑巢的地方，是为了去城里，背叛自己同志，受赠获得新式的德国武器，那些武器射击时几乎无声。
“现在应该杀了他。”同志们说。好像同意他命该如此，也可能眼下更愿意他第二天又回到他们中间来，带着新式武器继续在那个悲伤的游戏中和他们交替着或做战友或做敌人进行战斗。
“红狼已经下山到城里组织爱国行动小组与他斗争。”费烈拉说。
“我也要去。”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费烈拉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准备好第二天的战斗，这是一次决定性战斗，大家散去分配各小队的任务，准备武器。
费烈拉和吉姆把德利托叫到一边。
“我们收到了关于火灾的报告。”他们说。
“是这样的！”德利托说。他不想为自己辩护，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有人对火灾负责吗？”吉姆问。
“都是我的过错厂德利托说。
他们两人看着他，表情严肃。德利托想最好离开部队隐居在自己知道的一个地方等待战争结束。
“你有什么要解释吗？”他们耐心地等着。
“没有，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可能说：“滚吧！”或者：“毙了你！”相反，费烈拉说：“好了。关于这件事以后有时间再谈，现在要作战。你行吗，德利托？”
德利托黄眼睛看着地：“我病了。”
吉姆说：“尽快治好，明天。明天的战斗对你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想想吧！”
他们一直看着他，德利托觉得越来越希望让他离开。
“我病了，病得很重。”德利托重复。
“行了，”费烈拉说“明天你们要坚守朝圣者山的山头，监视从桥墩到第二个山谷地区，听明白了？然后，再转移，等待命令。小队与小队之间要分开，需要的时候，机枪和射手及其他战士能够转移。所有人都必须参加战斗，任何人不得例外，包括司务长，厨师。”
德利托听着布置，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
“任何人不得例外，”他重复道“包括厨师广他让自己听明白。
“明天拂晓，大家都在山头上，明白了吗？”吉姆咬着胡子看着他。“要听清楚，德利托。”
话音中像是带有爱心，但由于战斗的严重性，语调很有说服力。
“我病了，”德利托说“病得很重。”
吉姆政委和费烈拉司令员走在黑暗的山路上到另外一个支队去。
“你相信这是一个错误吗，吉姆？”费烈拉问。
吉姆摇头，说：“这不是错误。”
“是个错误！”司令员说“你的想法是错误的，让不太可靠的人组成一个支队，让更不可靠的人当指挥员。你看结果会怎样。如果我们把他们分开，混在可靠的人中间，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样更容易指挥。”
吉姆继续咬着胡子，说：“对于我，这是我最满意的支队。”
费烈拉差一点急起来。他抬起冷漠的眼睛，挠着头：“吉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是一个突击旅，不是实验室？我知道你有科学上的满足要检查一下这些人的反应。要他们都守纪律，一部分人是无产者，一部分人是农民，还有你说的半无产者我觉得你应做的政治工作是把他们混在一起，让没有阶级觉悟的人有阶级觉悟，达到有利的团结不考虑军事上的效果”
吉姆很难表达清楚，直摇头：“历史，历史！大家都在战斗，他们身上有同一种渴望，不，不同的渴望，每人有每人的渴望。但是现在都一起战斗，大家一样，也很团结。另外，有德利托，有佩莱你不明白他们的价值他们，也有同一渴望一个心血来潮足可以拯救他们或失掉他们这是政治工作给他们一种观念”
吉姆和大家讨论时，分析形势时，显得极其清楚、辩证。但现在两个人交谈，要阐明自己的观点，还真费劲！费烈拉把事情看得很简单。“好吧，就给他们这种观念，让他们清楚一点，照我说的。”
吉姆吹吹胡子，说：“你看，这不是一支部队，不能对他们说：这是义务。这里，你不能谈义务，不能谈理想：祖国、自由、共产主义。他们也不愿意听人讲理想。理想很好大家都该有，另一部分人也有理想。你看见当那个极端主义的厨师说教时发生什么事？大家喊着反对他，打他。他们不需要理想、神话、喊万岁，他们就是这样行动、战斗、不喊万岁。”
“那为什么？”费烈拉知道为什么战斗，他什么都清楚。
“你看，”吉姆说“现在，各个支队开始静静地进入阵地，他们也知道明天可能有死人和伤员。告诉我，是什么推动他们过这种生活？是什么推动他们去战斗？你看，我们有农民，这里山区的居民。这对他们是很容易的。德国人烧房子、抢奶牛。他们的战争是最原始的人类战争，保卫祖国，农民们有祖国。这样，他们就站在我们一边，年老的和年轻的，带着他们的破枪和老起毛的猎服。整个地区都拿起武器。我们保卫他们的祖国，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祖国就变成一个严肃的理想，超越了他们，又变成斗争本身。他们甚至牺牲房子、奶牛，还是继续战斗。而对另一些农民来说，祖国仍然是一个自私的东西：房子、奶牛、收获。为了保留这一切，他们就变成了奸细，法西斯分子，整个地区变成了敌人另外，工人，工人有争取工资、罢工、劳动和手挽手斗争的历史。工人是一个阶级，知道在生活中有更好的东西，应该为这个美好的东西而斗争。他们也有个祖国，一个尚需征服的祖国，他们战斗就是为了征服它。城市有工厂，以后将是他们的。他们已经看到厂房上有红色标语，烟囱上飘着红旗。他们身上没有多愁善感。明白现实和改变现实的方法。另外，还有某些知识分子或学生，人数很少，散布在各地，他们有思想，但思想模糊不清，经常是错误的。他们有一个由词汇，充其量是由几本书构成的祖国。但是通过战斗他们发现词汇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们在人类斗争中发现新事物，并且这样战斗着，却不提问题，直到找到新词汇，又找到已变化的古老词汇，其意义是不受怀疑的。另外，还有谁呢？外国俘虏，从集中营逃出来并来到我们这里。他们是为真正的祖国而战争，想回到遥远的祖国去，正因为遥远才是祖国。这完全是一种象征的斗争，一个人为了杀德国人，应该想到不是这个而是另外一个德国人。玩一种使头脑畸形的调换位置游戏，其中每件事或每个人都变成一种中国皮影，一种神话，你懂这些吗？”
费烈拉卷着自己的棕色胡子，他对这些一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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