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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一日，张作霖由于孙传芳领衔，阎锡山等十六人联名通电拥护之下，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日发表命令：以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至于参谋长，不用说，当然是杨宇霆。
张宗昌受命回到济南，亦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要求部下核实陈报兵力，一人一枪，究有多少？清查以来，有十七万多支，这就可以大加扩充了，一口气委出十几名军长；第八军军长毕庶澄并兼海军司令。前敌总司令褚玉璞，参谋长是李藻麟。大军分三路南下，褚玉璞到南京；张宗昌到安徽；毕庶澄则循海道至上海。奉军则由张学良、韩麟春率领第三、第四方面联合军团，进入河南支援吴佩孚。
名为支援，其实是来接收地盘；原来吴佩孚由于孙传芳的坐观成败，以致处境日蹙，由湖北退入河南，先至信阳，后到郑州，而且与他手下的大将靳云鹗失和，驻军河南中部，司令部设在郾城的靳云鹗，将吴佩孚的卫队都缴了械。他的另一员大将寇英杰，亦不大合作。为此，依附直系的官僚如夏寿田、张廷愕等人，特地将直系的“家长”曹锟，撮弄到郑州，来挽救直系的分裂。
曹锟到得郑州，住在旅馆里，患了重感冒；偏偏吴佩孚忙得一时没有工夫去看他，以致曹锟大为不悦。两天以后，方始晋见，吴佩孚探问病情，问了两遍，曹锟才答非所问地说：“今天的风好大！”
吴佩孚没有听出他弦外有音，天真地答说：“今天天气很好，没有风。”
“没有风，怎么把你吴大帅吹来了？”曹锟即时板起脸来：“你是大帅，我从前也是大帅。当年有了功劳都是你们的；我不把功劳分给你们，你哪里去当大帅？如今你呢，有功劳都是自己的，不能容人，也不能开诚布公，自大狂妄，以致于大家离心离德，你得好好想一想！”
这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将吴佩孚说得哑口无言，夏寿田与张廷锷赶紧把话扯了开去，以免吴佩孚过分难堪。不过训斥归训斥，回护归回护，曹锟还是将靳云鹗找了来，好言安慰之外，嘱咐他要顾全“团体的利益”尊重吴佩孚的地位。
当曹锟由郑州回保定后，局势已经有了变化；保定是在吴佩孚。讨赤时攻下来的。特派齐燮元坐镇，这一带的税收，是吴佩孚的重要响源。但直隶督军褚玉璞认为保定是直隶的疆界，应该收回；在曹锟离开保定到郑州时，派了一师人开入保定，接收了防务；等住在天津的齐燮元得知消息，已无可挽救了。
但是，吴佩孚最大的打击，是来自奉张。本来吴佩孚南抚孙传芳，北联张作霖，这个三角关系，以他为中心，怎奈孙传芳私心忒重，坐山看虎斗的结果，使得革命军能用个别击破的策略，造成吴、孙的两败俱伤；在这样的态势之下，张作霖面临了一个必须作出抉择的局面，如果不甘于坐守关外，便须入关有所作为。结果是张作霖选择了后者，也就是担当起对抗革命军，挽救北洋军阀的主要责任。
其时国民革命军对大局有一个极其精当的分析与判断，认为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是孙传芳全力策动的结果。但张作霖目前对迫近潼关的西北军，较之对革命军，更为紧张；因为潼关一下，西北军开入河南，北方便大受威胁，所以奉军必先全力对付西北军，一定要待到河南稳定后，才会对革命军采取行动。
因此，革命军当前的战略是，第一、先肃清湖北西部；等西北军经营陕南告一段落，两军在鄂北取得联络，再定攻河南的计划；第二、乘此奉军无暇南顾时，革命军在东南方面，先定闽浙，再图苏皖，暂定划江而守，以待时局的变化；第三、上海势在必得，否则长江闭塞，海外交通亦难自如，一得上海，全面皆活，可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南京及皖南收复后，进军河南，逐鹿中原，此时不但西北军可以取得联络，山西亦必响应，然后北定燕云，统一全国。
果然，初步显示，局势的发展，悉如预料，张作霖以孙传芳的主力守淞沪；直鲁联军守南京，而以入河南防西北军，作为奉军的主要目标。这一来，就非将挡道的吴佩孚请开不可了。
尽管张作霖函电交驰，表面询问吴佩孚的动向，实际上是请他让路，甚至表示入豫的奉军，可以归吴佩孚指挥。但有南口的经验在，吴佩孚颇具戒心，所以一再表示，自己的实力足以挡得住革命军，还不需要奉军。
但是，他的实力在哪里呢？寇英杰、靳云鹗两军，都指挥不动，而且靳云鹗反奉的态度十分强烈，甚至自行组织了“保豫军”准备对抗张学良、韩麟春的部队。
张作霖忍无可忍，下令三、四方面军，肃清黄河北岸，渡河进占郑州。于是奉军先头部队于一月底进驻河南彰德；全部兵力五万人，由京汉、陇海两路陆续南下，前敌总指挥是第十军军长于珍，而张学良则不时往来于前线与北京之间。
三月五日，张学良到达河南卫辉，此地南滨大河，西控上党，号称天下之中，他与韩麟春召集第十军军长于珍、第十七军军长荣臻、第五军军长赵恩臻及炮兵司令邹作华等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前进，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一星期内渡过黄河，进逼郑州。
在会议中，张学良下了极严厉的命令：严守军纪，不碍害民扰民。原来张学良虽未正式受过西方教育，但从青年会到京奉铁路，他的外国朋友很多，颇为向往西方文明；革命军出师以来，只为部下恪守军纪，到处受到百姓的欢迎与支持，以致所向无敌，对他是个极大的启示。再细想一想，冯玉祥的部队打不散，亦是由于纪律严明；此外孙传芳的部队，军纪比较好，战斗力就比较强。奉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是第一流的，就是军纪太坏，以致于杨宇霆在江苏，地方上一声号召，群起而攻，不须有什么行动，就垮下来了。因此，他这一回决心要洗刷“奉军纪律最坏”的名声。
因此，这一回奉军由于黄河铁桥已断，不得不用船只渡河时，破天荒地是用相当合理的价格，雇用民船，而非蛮不讲理的征用；同时亦停止了拉伕，出价雇用伕子来运输辎重，使得河南老乡，大感惊奇。
三路泰军，由于珍所指挥的中路开始，分别在邹作华的重炮部队支援之下，强行渡河，直扑郑州，还发动了飞机助攻。同时张作霖给了吴佩孚一封电报，指责他“敌来犯境，则退让不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措词很不客气。见此光景，吴佩孚黯然退出郑州，转往豫西巩县，暂时歇足。
哪知冯玉祥的部队，已由陕西出动，而潼关守将张治公则投降了奉军；但在洛阳的所谓“镇嵩军”刘镇华部，却又响应冯玉祥。双方部队一层夹一层，形势搞得非常复杂，如果吴佩孚未离豫西，奉军不能自郑州攻洛阳的镇嵩军，张治公便有为冯玉祥、刘镇华夹击之危。因此，张学良派人持专函去见吴佩孚，信中很客气地请“吴老伯移居郑州”实际上是要他让路。吴佩孚置之不理，韩麟春等人便老实不客气要动武了；以关云长自许的吴佩孚，变成了兵败的“刘皇叔”栖栖皇皇地遁往南阳。
其时国民革命军的发展，真所谓“顺天应人”大军所到，无不欢迎，以致孙传芳一败于江西，再败于福建，三败于浙江，四败于安徽，五败于江苏，三月什三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后，于四月十八日由国民党正式发表文告，国民政府决定奠都南京；军事方面继续北伐，肃清了黄河以南，而山西的阎锡山，亦已决定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军不能不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北洋军阀，如今只剩下一个张作霖了。时移势转，他只有在两条路中挑一条走，不是退守关外，便是独挑大梁。张作霖挑了后面的一条路。
挑这一条路，是由于张宗昌的慷慨陈词。六月十六日下午，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集会议，商讨“最高问题”亦就是否自封“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张宗昌站起来发表议论：“现在的敌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似前不管是哪一系，打来打去都是北洋自己人。吃了败仗的，过一阵子照样再起来：现在败给革命军，可真是把命都革掉了。与其坐着等死，不如痛痛快快大干一番，干不过人家，再回关外也不迟。老帅有了“大元帅”这个衔头，就算出关，也跟孙中山在广东一样，仍旧可以撑起一个场面来。”
张作霖连连点头“最高问题”便这样决定了。当天张作霖发表通电，表示讨赤到底；但对反共者，暗示可以妥协。同一天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会同奉军将领通电拥护张作霖。北洋政客梁大诏、曹汝霖等亦支持张作霖为北洋最高领袖。
两天以后，张作霖在西苑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当天发表两道命令，一道是“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今”；一道是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负责组阁。
其时冯玉祥、阎锡山已先后加入革命阵营。但冯玉祥与蒋介石，在意见上有严重的歧异；原来国民党内部正在闹“宁汉分裂”
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初次会晤，虽经李烈钧等人极力沟通，一而冯玉祥始终拒绝蒋介石的要求，即是不愿率军沿京汉铁路肃清武汉。最后闹到冯玉祥不辞而别，径回开封。
因此冯玉祥之加入国民革命军，对奉军并不构成新的威胁，但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便成了奉军的肘腋心腹之患。张作霖几次派代表劝阎锡山回头，不得要领之后，终于在十月初“明令讨伐”
阎锡山亦知晋奉之战势不可免，在军事上早有部署，但晋军自民国以来，一贯采取守势，备多力分，加上力量原不及奉军，所以一经接触，首先在京汉路上，为张学良、韩麟春杀得“军资遍野，骸骨积山”；接着京绥路亦告失利。
但正当张学良在保定发出捷报时，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突袭涿州得手；北京与保定之间的交通，被拦腰切断，张学良急派三十军军长于芷山，率兵赶往琢州，一战成功，但得而复失；再度进入涿州的傅作义，就不好相与了。
傅作义的兵力，共计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以及工兵营、机枪营各一，连同涿州城内的百姓，共计军民八万之众。自古以来，守城以粮食为先，所以傅作义实施粮食管理，预计可以供应一个月。他构筑的防御工事，周密坚固。守一个月亦并不困难。
奉军由张学良指挥，五次猛攻，不能得手，乃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战火殃及人民，最苦的还不是道路流离，而是困在孤城中挨饿。
一个月以后，粮食不继，改以杂粮充饥，士兵吃的是黑窝窝头，到了十二月初连杂粮都吃完了，只能吃酒糟。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被围整整两个月的那天。琢州妇孺数百人环跪在司令部外面泣诉，说他们肚子已经空了三天，要求结束战争，以维残生。但傅作义不为所动。
到了一月，傅作义实在撑不下去，派人向奉军谈判停战条件，二月四日达成协议，共计五条：第一、即日起停战；第二、涿州人民在战事中的一切损失，由奉军清偿；第三、涿州守城军改称“国防军”永不参加内战，一切军械粮响，由奉方补充发放；第四、“国防军”驻地为军粮城；第五、奉方付现大洋二十万，作为开拔费。
这二十万元的一部分，落入若干老名士的荷包中，一个是樊增祥，湖北恩施人，他的父亲叫樊燮，在湖南当提督。这个职位是“绿营”——八旗以外，汉人兵营，使用绿旗，所以称为绿营——中最高的，掌管一省兵马，正一品。其时湖南巡抚是洪秀全的小同乡骆秉章，重用幕友左宗棠，独断独行，跋扈非凡，外号“左都御史“；一次召见樊燮，谈论军务，话不投机，左宗棠举起手来，就摔了樊燮一个耳光；接着以“目不识丁”的考语，参劾樊燮，竟致革职。
樊燮以一品大员，受辱于仅仅举人的左宗棠，认为奇耻大辱，回到恩施老家，对他的独子樊增祥说：“你将来如果不中进士，就不是我的儿子。”同时延聘宿学老儒，教樊增祥读书；对西席的礼遇甚隆，感于东主的雅意及苦心，悉心教导；樊增祥亦能不负父志。光绪三年中进士、点翰林，但散馆以后，改官知县，以后一直当外官。辛亥革命时，以江宁藩司署理两江总督，入民国后，一直保持着遗老的身分。
樊增祥诗才甚美，且以诗篇丰富著称，与易顺鼎齐名，傅作义为了沽名，特意托人致送大洋五千，请樊增祥写一首诗来榆扬，樊增祥最擅长的是梅村体的长歌，代表作是咏赛金花的前后彩云曲，以傅作义守琢州的艰苦，本可大大铺叙一番，但他心轻武夫，只做了一首七绝：“新收琢州七千人，百日燕南集大勋，十六年来千古战，英雄我爱傅将军。”
对于这首赠诗，傅作义自然应该称谢，于是另一位名士夏寿田亦收到了五千元。此人字午诒，是王湘绮的门生，他的科名比樊增祥高，是光绪二十四年的榜眼，但没有做过什么官，而且命运多乖，先入端方幕府，而端方在四川遇难；入民国后，入袁世凯幕府，结果一场洪宪春梦。袁世凯一死，夏寿田也失意了。只以奔走于皖系军阀门下，靠周济度日。受了傅作义五千大洋，为他写了一封谢函，骄四俪六，文采可观；但流传得广的，还是樊增祥的那首诗。
其时，有一项重大挫折，便是南北枢纽的重镇徐州，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部下所攻克。
本来当安国军成立，张作霖就任总司令时，商定的战略，除由张学良、韩麟春入河南，接替吴佩孚反攻湖北以外，三名副总司令的任务是：阎锡山固守晋绥，以防冯玉祥；孙传芳坐镇南京；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沿津浦线南下，进出南京、上海，协助孙传芳，抵抗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张宗昌兵分三路，自己往安徽去解决当地的小军阀；褚玉璞往南京；毕庶澄往上海，他的衔头是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
其时国民革命军已策定了肃清长江上下游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取杭州，其次占领上海，然后会师南京。当毕庶澄于二月甘四日抵达上海时，杭州已在六天以前，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东路总指挥何应钦分别自浙东、闽北进兵，顺利克复。毕庶澄当前的主要任务，便是防守松江三十一号铁桥，准备阻拦自嘉兴方面前进的革命军，所以司令部设在上海北火车站；像吴佩孚一样，在数节车厢中办公。
但没有两三天，毕庶澄一跤跌进温柔乡，只在富春楼老六的香闺中盘桓——原来当时上海的情况极其混乱，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到处发动罢工，甚至夺取警察局的枪械，准备武装暴动。加以直鲁联军与革命军有在上海大战之可能；租界当局为恐波及，都加强了戒备：英、法两国并派兵增援。上海工商界的有力人士，为求自保，必须多方疏通，以求免于战祸；而“三大亨”众望所归，尤其是杜月笙，正崭露头角，他与各方面都结有香火因缘，虽在阛闺而得“政通人和”之妙，所以自保之计，多向他求教。
当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取得共识，国民革命军纪律最好，而且白崇禧、何应钦都有表示，希望上海不致糜烂；因此只要策动毕庶澄投向革命军，上海即可避免战火。至于总工会，以三大亨在上海的社会势力，自有收拾他们的办法，不足为忧。
将毕庶澄诱入脂粉阵，便是预定的计划；除了富春楼老六以外，北里四小金刚张素云、芳卿、云兰芳，轮番周旋，毕庶澄一掷万金，毫无吝啬，北站的司令部早已置诸脑后。北洋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想跟他见一面，竟不可得。不久，杨村庄归入革命阵营，受任为国民革命军的海军总司令，并派军舰三艘，驶往九江，归北伐军指挥。
在富春楼的香闺中，枕边腻语，她劝毕庶澄投降革命军，这一来便可留在上海不走，双宿双飞，直到天荒地老。”毕庶澄不免心动，正在谈判投降条件时，不道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所部，已攻占沪南龙华，随即开赴闸北；毕庶澄得报，狠一狠心，丢下富春楼老六，赶到北站，下令开车，经南京转往江北。他的第八军，为革命军包围缴械，一部分想冲入租界，为英、法军队以机枪扫射，死数百人之多；另有两千人缴械以后，为租界所收容，此外日本在上海的驻军，亦缴械收容了第八军的一团人。
国民革命军在南京方面，亦颇有进展，东路军由宜兴向常州、无锡方面直攻；江右军的湖南部队，则由袜陵直追江宁，在南京的孙传芳，一看势头不妙，通往扬州。接着蒋介石乘楚同军舰，由江西至采石矾江面督战，直鲁联军由浦口仓皇退却，革命军一面渡江追击；一面向南京进攻，终于在三月甘三日由中华门冲入，当晚光复全城。
直鲁联军这一回南下的任务，彻底失败，褚玉璞由浦口退保徐州；张宗昌久攻合肥不下，退回济南；毕庶澄自上海逃出后，不敢去见张宗昌，一直躲在青岛。
憋了一肚子闷气的张宗昌，认为最可恶的是毕庶澄，有两件事坏在他手里，第一、三月初，张宗昌、孙传芳在上海发行库券一千万元，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作抵，令上海各银行、钱庄、商会摊认；那时上海是在毕庶澄控制之下，加一点压力，不难勒索；而结果是江苏各团体纷纷表示反对，而且要求免征各县军粮。
第二件是当南京危急时，张宗昌电令毕庶澄派兵支援，而毕庶澄置之不理。张宗昌认为，这一切都是毕庶澄私通革命军，准备叛变的证据，非杀他不可。
到了四月里，张宗昌打电话到徐州，将褚玉璞召至济南，开口说道：“俺有一件很要紧的事，你能给俺办一办吗？”
“只要督办有命令，我都能办。”
“好！”张宗昌说：“毕庶澄这个免崽子，在上海让富春楼迷昏了，误了俺的大事，也让咱们的团体，受害不浅。你想，三月初，上海全在他手里，俺跟孙馨远发一千万库券，有海关的税作抵；毕庶澄这个小子只要发个帖子，把上海有势力的人请了来吃饭，当场叫他们认数目，谁敢不认？不认就拿机关枪扫他个娘的。你想，有了一千万，咱们什么事不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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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一日，张作霖由于孙传芳领衔，阎锡山等十六人联名通电拥护之下，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日发表命令：以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至于参谋长，不用说，当然是杨宇霆。
张宗昌受命回到济南，亦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要求部下核实陈报兵力，一人一枪，究有多少？清查以来，有十七万多支，这就可以大加扩充了，一口气委出十几名军长；第八军军长毕庶澄并兼海军司令。前敌总司令褚玉璞，参谋长是李藻麟。大军分三路南下，褚玉璞到南京；张宗昌到安徽；毕庶澄则循海道至上海。奉军则由张学良、韩麟春率领第三、第四方面联合军团，进入河南支援吴佩孚。
名为支援，其实是来接收地盘；原来吴佩孚由于孙传芳的坐观成败，以致处境日蹙，由湖北退入河南，先至信阳，后到郑州，而且与他手下的大将靳云鹗失和，驻军河南中部，司令部设在郾城的靳云鹗，将吴佩孚的卫队都缴了械。他的另一员大将寇英杰，亦不大合作。为此，依附直系的官僚如夏寿田、张廷愕等人，特地将直系的“家长”曹锟，撮弄到郑州，来挽救直系的分裂。
曹锟到得郑州，住在旅馆里，患了重感冒；偏偏吴佩孚忙得一时没有工夫去看他，以致曹锟大为不悦。两天以后，方始晋见，吴佩孚探问病情，问了两遍，曹锟才答非所问地说：“今天的风好大！”
吴佩孚没有听出他弦外有音，天真地答说：“今天天气很好，没有风。”
“没有风，怎么把你吴大帅吹来了？”曹锟即时板起脸来：“你是大帅，我从前也是大帅。当年有了功劳都是你们的；我不把功劳分给你们，你哪里去当大帅？如今你呢，有功劳都是自己的，不能容人，也不能开诚布公，自大狂妄，以致于大家离心离德，你得好好想一想！”
这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将吴佩孚说得哑口无言，夏寿田与张廷锷赶紧把话扯了开去，以免吴佩孚过分难堪。不过训斥归训斥，回护归回护，曹锟还是将靳云鹗找了来，好言安慰之外，嘱咐他要顾全“团体的利益”尊重吴佩孚的地位。
当曹锟由郑州回保定后，局势已经有了变化；保定是在吴佩孚。讨赤时攻下来的。特派齐燮元坐镇，这一带的税收，是吴佩孚的重要响源。但直隶督军褚玉璞认为保定是直隶的疆界，应该收回；在曹锟离开保定到郑州时，派了一师人开入保定，接收了防务；等住在天津的齐燮元得知消息，已无可挽救了。
但是，吴佩孚最大的打击，是来自奉张。本来吴佩孚南抚孙传芳，北联张作霖，这个三角关系，以他为中心，怎奈孙传芳私心忒重，坐山看虎斗的结果，使得革命军能用个别击破的策略，造成吴、孙的两败俱伤；在这样的态势之下，张作霖面临了一个必须作出抉择的局面，如果不甘于坐守关外，便须入关有所作为。结果是张作霖选择了后者，也就是担当起对抗革命军，挽救北洋军阀的主要责任。
其时国民革命军对大局有一个极其精当的分析与判断，认为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是孙传芳全力策动的结果。但张作霖目前对迫近潼关的西北军，较之对革命军，更为紧张；因为潼关一下，西北军开入河南，北方便大受威胁，所以奉军必先全力对付西北军，一定要待到河南稳定后，才会对革命军采取行动。
因此，革命军当前的战略是，第一、先肃清湖北西部；等西北军经营陕南告一段落，两军在鄂北取得联络，再定攻河南的计划；第二、乘此奉军无暇南顾时，革命军在东南方面，先定闽浙，再图苏皖，暂定划江而守，以待时局的变化；第三、上海势在必得，否则长江闭塞，海外交通亦难自如，一得上海，全面皆活，可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南京及皖南收复后，进军河南，逐鹿中原，此时不但西北军可以取得联络，山西亦必响应，然后北定燕云，统一全国。
果然，初步显示，局势的发展，悉如预料，张作霖以孙传芳的主力守淞沪；直鲁联军守南京，而以入河南防西北军，作为奉军的主要目标。这一来，就非将挡道的吴佩孚请开不可了。
尽管张作霖函电交驰，表面询问吴佩孚的动向，实际上是请他让路，甚至表示入豫的奉军，可以归吴佩孚指挥。但有南口的经验在，吴佩孚颇具戒心，所以一再表示，自己的实力足以挡得住革命军，还不需要奉军。
但是，他的实力在哪里呢？寇英杰、靳云鹗两军，都指挥不动，而且靳云鹗反奉的态度十分强烈，甚至自行组织了“保豫军”准备对抗张学良、韩麟春的部队。
张作霖忍无可忍，下令三、四方面军，肃清黄河北岸，渡河进占郑州。于是奉军先头部队于一月底进驻河南彰德；全部兵力五万人，由京汉、陇海两路陆续南下，前敌总指挥是第十军军长于珍，而张学良则不时往来于前线与北京之间。
三月五日，张学良到达河南卫辉，此地南滨大河，西控上党，号称天下之中，他与韩麟春召集第十军军长于珍、第十七军军长荣臻、第五军军长赵恩臻及炮兵司令邹作华等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前进，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一星期内渡过黄河，进逼郑州。
在会议中，张学良下了极严厉的命令：严守军纪，不碍害民扰民。原来张学良虽未正式受过西方教育，但从青年会到京奉铁路，他的外国朋友很多，颇为向往西方文明；革命军出师以来，只为部下恪守军纪，到处受到百姓的欢迎与支持，以致所向无敌，对他是个极大的启示。再细想一想，冯玉祥的部队打不散，亦是由于纪律严明；此外孙传芳的部队，军纪比较好，战斗力就比较强。奉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是第一流的，就是军纪太坏，以致于杨宇霆在江苏，地方上一声号召，群起而攻，不须有什么行动，就垮下来了。因此，他这一回决心要洗刷“奉军纪律最坏”的名声。
因此，这一回奉军由于黄河铁桥已断，不得不用船只渡河时，破天荒地是用相当合理的价格，雇用民船，而非蛮不讲理的征用；同时亦停止了拉伕，出价雇用伕子来运输辎重，使得河南老乡，大感惊奇。
三路泰军，由于珍所指挥的中路开始，分别在邹作华的重炮部队支援之下，强行渡河，直扑郑州，还发动了飞机助攻。同时张作霖给了吴佩孚一封电报，指责他“敌来犯境，则退让不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措词很不客气。见此光景，吴佩孚黯然退出郑州，转往豫西巩县，暂时歇足。
哪知冯玉祥的部队，已由陕西出动，而潼关守将张治公则投降了奉军；但在洛阳的所谓“镇嵩军”刘镇华部，却又响应冯玉祥。双方部队一层夹一层，形势搞得非常复杂，如果吴佩孚未离豫西，奉军不能自郑州攻洛阳的镇嵩军，张治公便有为冯玉祥、刘镇华夹击之危。因此，张学良派人持专函去见吴佩孚，信中很客气地请“吴老伯移居郑州”实际上是要他让路。吴佩孚置之不理，韩麟春等人便老实不客气要动武了；以关云长自许的吴佩孚，变成了兵败的“刘皇叔”栖栖皇皇地遁往南阳。
其时国民革命军的发展，真所谓“顺天应人”大军所到，无不欢迎，以致孙传芳一败于江西，再败于福建，三败于浙江，四败于安徽，五败于江苏，三月什三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后，于四月十八日由国民党正式发表文告，国民政府决定奠都南京；军事方面继续北伐，肃清了黄河以南，而山西的阎锡山，亦已决定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军不能不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北洋军阀，如今只剩下一个张作霖了。时移势转，他只有在两条路中挑一条走，不是退守关外，便是独挑大梁。张作霖挑了后面的一条路。
挑这一条路，是由于张宗昌的慷慨陈词。六月十六日下午，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集会议，商讨“最高问题”亦就是否自封“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张宗昌站起来发表议论：“现在的敌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似前不管是哪一系，打来打去都是北洋自己人。吃了败仗的，过一阵子照样再起来：现在败给革命军，可真是把命都革掉了。与其坐着等死，不如痛痛快快大干一番，干不过人家，再回关外也不迟。老帅有了“大元帅”这个衔头，就算出关，也跟孙中山在广东一样，仍旧可以撑起一个场面来。”
张作霖连连点头“最高问题”便这样决定了。当天张作霖发表通电，表示讨赤到底；但对反共者，暗示可以妥协。同一天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会同奉军将领通电拥护张作霖。北洋政客梁大诏、曹汝霖等亦支持张作霖为北洋最高领袖。
两天以后，张作霖在西苑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当天发表两道命令，一道是“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今”；一道是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负责组阁。
其时冯玉祥、阎锡山已先后加入革命阵营。但冯玉祥与蒋介石，在意见上有严重的歧异；原来国民党内部正在闹“宁汉分裂”
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初次会晤，虽经李烈钧等人极力沟通，一而冯玉祥始终拒绝蒋介石的要求，即是不愿率军沿京汉铁路肃清武汉。最后闹到冯玉祥不辞而别，径回开封。
因此冯玉祥之加入国民革命军，对奉军并不构成新的威胁，但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便成了奉军的肘腋心腹之患。张作霖几次派代表劝阎锡山回头，不得要领之后，终于在十月初“明令讨伐”
阎锡山亦知晋奉之战势不可免，在军事上早有部署，但晋军自民国以来，一贯采取守势，备多力分，加上力量原不及奉军，所以一经接触，首先在京汉路上，为张学良、韩麟春杀得“军资遍野，骸骨积山”；接着京绥路亦告失利。
但正当张学良在保定发出捷报时，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突袭涿州得手；北京与保定之间的交通，被拦腰切断，张学良急派三十军军长于芷山，率兵赶往琢州，一战成功，但得而复失；再度进入涿州的傅作义，就不好相与了。
傅作义的兵力，共计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以及工兵营、机枪营各一，连同涿州城内的百姓，共计军民八万之众。自古以来，守城以粮食为先，所以傅作义实施粮食管理，预计可以供应一个月。他构筑的防御工事，周密坚固。守一个月亦并不困难。
奉军由张学良指挥，五次猛攻，不能得手，乃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战火殃及人民，最苦的还不是道路流离，而是困在孤城中挨饿。
一个月以后，粮食不继，改以杂粮充饥，士兵吃的是黑窝窝头，到了十二月初连杂粮都吃完了，只能吃酒糟。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被围整整两个月的那天。琢州妇孺数百人环跪在司令部外面泣诉，说他们肚子已经空了三天，要求结束战争，以维残生。但傅作义不为所动。
到了一月，傅作义实在撑不下去，派人向奉军谈判停战条件，二月四日达成协议，共计五条：第一、即日起停战；第二、涿州人民在战事中的一切损失，由奉军清偿；第三、涿州守城军改称“国防军”永不参加内战，一切军械粮响，由奉方补充发放；第四、“国防军”驻地为军粮城；第五、奉方付现大洋二十万，作为开拔费。
这二十万元的一部分，落入若干老名士的荷包中，一个是樊增祥，湖北恩施人，他的父亲叫樊燮，在湖南当提督。这个职位是“绿营”——八旗以外，汉人兵营，使用绿旗，所以称为绿营——中最高的，掌管一省兵马，正一品。其时湖南巡抚是洪秀全的小同乡骆秉章，重用幕友左宗棠，独断独行，跋扈非凡，外号“左都御史“；一次召见樊燮，谈论军务，话不投机，左宗棠举起手来，就摔了樊燮一个耳光；接着以“目不识丁”的考语，参劾樊燮，竟致革职。
樊燮以一品大员，受辱于仅仅举人的左宗棠，认为奇耻大辱，回到恩施老家，对他的独子樊增祥说：“你将来如果不中进士，就不是我的儿子。”同时延聘宿学老儒，教樊增祥读书；对西席的礼遇甚隆，感于东主的雅意及苦心，悉心教导；樊增祥亦能不负父志。光绪三年中进士、点翰林，但散馆以后，改官知县，以后一直当外官。辛亥革命时，以江宁藩司署理两江总督，入民国后，一直保持着遗老的身分。
樊增祥诗才甚美，且以诗篇丰富著称，与易顺鼎齐名，傅作义为了沽名，特意托人致送大洋五千，请樊增祥写一首诗来榆扬，樊增祥最擅长的是梅村体的长歌，代表作是咏赛金花的前后彩云曲，以傅作义守琢州的艰苦，本可大大铺叙一番，但他心轻武夫，只做了一首七绝：“新收琢州七千人，百日燕南集大勋，十六年来千古战，英雄我爱傅将军。”
对于这首赠诗，傅作义自然应该称谢，于是另一位名士夏寿田亦收到了五千元。此人字午诒，是王湘绮的门生，他的科名比樊增祥高，是光绪二十四年的榜眼，但没有做过什么官，而且命运多乖，先入端方幕府，而端方在四川遇难；入民国后，入袁世凯幕府，结果一场洪宪春梦。袁世凯一死，夏寿田也失意了。只以奔走于皖系军阀门下，靠周济度日。受了傅作义五千大洋，为他写了一封谢函，骄四俪六，文采可观；但流传得广的，还是樊增祥的那首诗。
其时，有一项重大挫折，便是南北枢纽的重镇徐州，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部下所攻克。
本来当安国军成立，张作霖就任总司令时，商定的战略，除由张学良、韩麟春入河南，接替吴佩孚反攻湖北以外，三名副总司令的任务是：阎锡山固守晋绥，以防冯玉祥；孙传芳坐镇南京；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沿津浦线南下，进出南京、上海，协助孙传芳，抵抗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张宗昌兵分三路，自己往安徽去解决当地的小军阀；褚玉璞往南京；毕庶澄往上海，他的衔头是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海军司令。
其时国民革命军已策定了肃清长江上下游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取杭州，其次占领上海，然后会师南京。当毕庶澄于二月甘四日抵达上海时，杭州已在六天以前，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东路总指挥何应钦分别自浙东、闽北进兵，顺利克复。毕庶澄当前的主要任务，便是防守松江三十一号铁桥，准备阻拦自嘉兴方面前进的革命军，所以司令部设在上海北火车站；像吴佩孚一样，在数节车厢中办公。
但没有两三天，毕庶澄一跤跌进温柔乡，只在富春楼老六的香闺中盘桓——原来当时上海的情况极其混乱，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到处发动罢工，甚至夺取警察局的枪械，准备武装暴动。加以直鲁联军与革命军有在上海大战之可能；租界当局为恐波及，都加强了戒备：英、法两国并派兵增援。上海工商界的有力人士，为求自保，必须多方疏通，以求免于战祸；而“三大亨”众望所归，尤其是杜月笙，正崭露头角，他与各方面都结有香火因缘，虽在阛闺而得“政通人和”之妙，所以自保之计，多向他求教。
当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取得共识，国民革命军纪律最好，而且白崇禧、何应钦都有表示，希望上海不致糜烂；因此只要策动毕庶澄投向革命军，上海即可避免战火。至于总工会，以三大亨在上海的社会势力，自有收拾他们的办法，不足为忧。
将毕庶澄诱入脂粉阵，便是预定的计划；除了富春楼老六以外，北里四小金刚张素云、芳卿、云兰芳，轮番周旋，毕庶澄一掷万金，毫无吝啬，北站的司令部早已置诸脑后。北洋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想跟他见一面，竟不可得。不久，杨村庄归入革命阵营，受任为国民革命军的海军总司令，并派军舰三艘，驶往九江，归北伐军指挥。
在富春楼的香闺中，枕边腻语，她劝毕庶澄投降革命军，这一来便可留在上海不走，双宿双飞，直到天荒地老。”毕庶澄不免心动，正在谈判投降条件时，不道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所部，已攻占沪南龙华，随即开赴闸北；毕庶澄得报，狠一狠心，丢下富春楼老六，赶到北站，下令开车，经南京转往江北。他的第八军，为革命军包围缴械，一部分想冲入租界，为英、法军队以机枪扫射，死数百人之多；另有两千人缴械以后，为租界所收容，此外日本在上海的驻军，亦缴械收容了第八军的一团人。
国民革命军在南京方面，亦颇有进展，东路军由宜兴向常州、无锡方面直攻；江右军的湖南部队，则由袜陵直追江宁，在南京的孙传芳，一看势头不妙，通往扬州。接着蒋介石乘楚同军舰，由江西至采石矾江面督战，直鲁联军由浦口仓皇退却，革命军一面渡江追击；一面向南京进攻，终于在三月甘三日由中华门冲入，当晚光复全城。
直鲁联军这一回南下的任务，彻底失败，褚玉璞由浦口退保徐州；张宗昌久攻合肥不下，退回济南；毕庶澄自上海逃出后，不敢去见张宗昌，一直躲在青岛。
憋了一肚子闷气的张宗昌，认为最可恶的是毕庶澄，有两件事坏在他手里，第一、三月初，张宗昌、孙传芳在上海发行库券一千万元，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作抵，令上海各银行、钱庄、商会摊认；那时上海是在毕庶澄控制之下，加一点压力，不难勒索；而结果是江苏各团体纷纷表示反对，而且要求免征各县军粮。
第二件是当南京危急时，张宗昌电令毕庶澄派兵支援，而毕庶澄置之不理。张宗昌认为，这一切都是毕庶澄私通革命军，准备叛变的证据，非杀他不可。
到了四月里，张宗昌打电话到徐州，将褚玉璞召至济南，开口说道：“俺有一件很要紧的事，你能给俺办一办吗？”
“只要督办有命令，我都能办。”
“好！”张宗昌说：“毕庶澄这个免崽子，在上海让富春楼迷昏了，误了俺的大事，也让咱们的团体，受害不浅。你想，三月初，上海全在他手里，俺跟孙馨远发一千万库券，有海关的税作抵；毕庶澄这个小子只要发个帖子，把上海有势力的人请了来吃饭，当场叫他们认数目，谁敢不认？不认就拿机关枪扫他个娘的。你想，有了一千万，咱们什么事不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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