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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库的祖父，单名一个宽字。明太祖起兵，在滁州的汤宽投入帐下，做个小小的养目，名为“总旗”天下平定，论功行赏，汤宽升为管一百兵丁的“百户”；是最低级的武官，驻地在广东电白一带。
明朝的武官是世袭的，汤宽的儿子汤铭袭职仍旧当百户，但驻地不同；被调到中都——明太祖的家乡，驻守中都都城金川门。
汤库是汤铭的儿子，以战功升为“千户”；驻地由凤阳调到河南归德府的“睢阳前卫”从此汤家在睢州落籍。一传汤英，再传汤讳卿；那于汤家最恒赫的一位武官，因为平巨寇王堂，定汝南之乱，又调到宣化府抵御鞑靼入侵，积功升到“指挥佥事”世袭骠骑将军，最后的官职是“中都正留守”；那是他的曾祖父汤铭服官之地，但职位已大不相同“正留守”是守卫凤阳的指挥官。
汤讳卿有两个儿子，长子袭职，次子名叫希范，另外在仕途上发展，当过山西赵城的县丞；那就是汤斌的曾祖。
汤家在那时，已成睢州的巨富，但家内宽厚，乐善好施，而且不废诗书；汤武臣家世，到了汤斌的父亲，几乎完全改观了。
汤斌的父亲行之，名叫祖契，字孝先，号命式。从小是个神童，对于诗经的造诣甚高；中过秀才。为人慷慨热情而有侠气。他先后娶过三位太太，第二位太太姓赵，在天启七年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汤斌，字孔伯，号潜庵。
在汤斌十一岁那年，遭遇了一场家难。有个豪绅趁他祖父去世，夺了他家的财产；而其时流寇如麻，已成乱世，没有道理可讲，汤祖契只得忍气吞声，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独子身上。
破家以后买不起书，汤祖契手抄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数百篇，亲自课子；寒夜青灯，书不读熟，父子俩都不睡觉。这样五年下来，另一场大灾难，又降落到他们父子身上。
崇祯十二年九月，陕西的官军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胜仗，大破李自成于函谷关，他的部下死的死、投降的投降，李自成带了少数人逃入崤山；四面被围，饥寒交迫，李自成走投无路。几次上吊，都为他的养子李双喜所救。
既然死不成，便只有突围，李自成下令，把所掳掠来的妇女，杀得一个不留，带了五十个人，骑马往南冲。如果合围坚守，李自成非困死在崤山中不可，只以杨嗣昌的一念之差，放了他一条生路。
杨嗣昌是极受崇帧帝宠任的兵部尚书；此人的短处在于只会纸上谈兵；他认为自古以来，不管围城还是围敌，一定要留个缺口；如今不如空武关一路，另外在步关内外设下伏兵，李自成突围经过，伏兵齐发，可以一击而尽。
他这时在前线督师，说的话就是命令，于是守步关的左良玉，奉令撤离。就在这空隙中，李自成拚命冲锋，伏兵尚未部署停当，他已逃出武关，躲入湖北郧阳、均县的深山中，静静喘气。
这年久旱不雨，陕西、河南、山东、山西大饥荒；饥民无所得食，也成了流寇，李自成就是这样裹胁了河南的好几万饥民，声势复振。自郧阳、均县，一路往北，烧杀掳掠，到了崇顿十四年正月，终于包围了洛阳。
洛阳是神宗第三子福王的藩国；他的母亲郑贵妃，得宠数十年，所以福王就藩时，行装中除了数不尽的内府珍宝以外，另外拨给数万顷的庄田，又取得了食盐的专卖权，福王府的富足，真堪敌国。此时寇临城下，发库藏、募死士击贼，颇有斩获。但不幸地，总兵王绍禹的部下，已跟李自成有了勾结；同时有一路援军驻扎在城外，在李自成带兵冲到时，城门关得太快，这一支军队来不及撤退，吃了大亏，迁怒到城内守军，反而投敌自效前驱。这样里外生变，不过两天工夫，洛阳的城就破了。
那是一场浩劫，洛阳百姓被杀的有几十万；王府被一把火烧得精光，福王父子组城逃命，但世子幸免，福王则仍旧被找到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兵部尚书吕维棋，他劝福王自裁；福王贪生，向李自成磕头求饶命，结果被肢解了杂在鹿肉中一锅煮，李自成置酒大会，说是吃“福禄酒”
下一个月，李自成开始攻河南省城开封。
开封是北宋的都城，金兵人寇后，重加修缮，城墙有五丈厚，李自成怎么样也攻不破。时来时去，胶着到了崇帧十五年正月，攻势突趋猛烈，李军在城墙上凿了无数的洞，填上火药爆炸，但依然无效。最后一次“大放”满天的砖瓦灰石，向外飞击，反把李军前队的人马，打得血肉横飞。
于是李自成与另一有名的流寇罗汝才，集中了八十万人马包围陈州，布阵四十里，轮番进攻，陈州很快地陷落。
接着便是北上攻归德府，雄州危急了。
汤家商议逃难。但四面都是流寇，而且到处都缺粮，人吃人的事已不足为奇，一大家人就是逃得出去也难活命；因此，汤斌的母亲赵夫人作了断然的处置。
第一步，她叫十六岁的汤斌，到北城外一座庙里去读书；李军自南来，倘或攻破难州，他就得渡过黄河，往山东逃了过去。
汤斌自然不肯。无奈他母亲真的动了气，说他昧于大义，徒死无益！叱斥完毕，继以声泪俱下的苦劝，汤斌不得不勉强依从。
第二步，她嘱咐她丈夫，保护她那七十多岁、两耳重听的婆婆逃命。汤祖契是孝子，为了护持老母，也就顾不得妻子了。听了赵夫人的话，亲自充任轿夫，抬着母亲，星夜往山东曹州一带去逃难。
于是处分了一切家务，为城破之日，赵夫人悬梁自尽。
赵夫人知书识字，早萌死志，上吊不成，冷不防又去投井；丫头老妈子也是早有防备的，陌生人尚且不能见死不救，何况是贤德有思的主母？所以就在她扑向并栏的刹那，有人拖住了她的衣服。回头一看，跪了一地的下人。赵夫人不能不发怒了，因为这对她是无比重要的荣辱关头，错过这一刻，也许就死不成；就是死成了，泰山鸿毛之间，评价大不相同。
“走开，莫误我的大事！”她厉声呵斥“贼来不死，什么叫贞节？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取义！”
道理虽正大，下人却不能领会，环跪泣劝；就这乱糟糟，哭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难州城破，流寇已经打进大门来了。
“人呢，人呢！”为首的小头目，拿刀把桌子拍得极响“喊你们家主人出来！”
“主人都不在家。大王！”老仆汤成抖得瑟瑟地。
“这么说，一个家都交给你了！那好，金银珠宝埋在什么地方？领路！”
“不知道埋在哪里——。”
一句话未完，刀背横扫过来，正打在汤成的嘴上；白胡子立刻就染红了，疼得他在地上打滚。
“搜！”
一搜把赵夫人搜了出来，拖着头发，横拉直拽；赵夫人不绝口地骂，骂之不足，用脚踢、用手打，甚至用嘴咬，结果死在白刃交加的乱刀之下。至死而不曾受辱，赵夫人的志愿达到了！
奉母携子在山东、河南、河北交界一带的曹州、卫辉、大名之间，东选西躲，一步一惊的汤祖契，在短短的三个月中，遭遇了一连串的沉重打击。
爱妻殉节不久，老母不堪惊忧奔波，死在流亡途中，一个弟弟死在归德，所造一子，下落不明。两个哥哥，一个陷在睢州。凶多吉少；还有一个死在衢州，留下十岁的弱女，孤苦无依，倘或不加闻问，此生怕就再无见面的日子。
“虽是女孩子，到底是你伯父的骨血；汤家的人不多了，我要想法子去领回来。再说，女孩子又不比男孩；男孩还能自立，女孩流落，将来不堪设想。”
乱世弱女子，无以为生，如果不死，便多半会落入娼家；汤斌也觉得父亲的顾虑是件很严重的事。
“爹！”他说“我去一趟。”
“衢州怎么走，你知道吗？一直深入仙霞岭，近江西了。往返六千里路，谈何容易？脱口就说了出来，见得你不诚不敬！”
受了父亲的责备，汤斌自己想一想，果然轻率；因而不敢再作声。
“我想只有我们父子俩一路去。”汤祖契说“清兵已经南下；史阁部拥立了福王世子——一这位世子虽是头号纨袴，不过经此巨创，也许有所作为。再说史阁部拥护他，当然是看得他有出息。我们看看去！”
于是父子俩跋涉南下，虽然走得脚上起了水泡，到晚来只要有一席容身之地，汤祖契一定还要课子；。也只有听得汤斌的琅琅背诵，侃侃讲义，他才能忘掉道路流离的苦楚。
到得南京一看，汤祖契的心，整个儿凉了！福王父子在洛阳的一切，他原是深切了解的，总以为老福王让李自成“吃福禄酒”吃掉，小福王无论如何想起父亲脔割生烹的惨绝人寰的死相，也会食不下咽。谁知不然！在马士英、阮大锨报弄摆布之下，搞得乌烟瘴气，光是朝朝演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夜夜选秦淮妓女侍寝，就把汤祖契气得觉都睡不着！
“这简直成了禽兽世界，不可以一日居！”汤祖契说“我们赶快走吧！到衡州去。”
“是！”汤斌很兴奋地说“衙州是诗礼之乡！”
因为，孔子的南宗在衙州。
宋徽宗末年，金兵入侵，掳了徽、钦二帝北去；康王赵构，由于哲宗所废的盂后的主持，接承大统，是为高宗。在建炎初年南渡，建都临安；那时在曲阜的衍圣公，是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孙孔端友，他奉了子贡所手刻的孔子楷木像，扈从而南，定居在衢州。
高宗赐了衢州的官田，孔端友依照曲阜的规制，建立家庙；终南宋之世，一百六十余年，衍圣公都由孔端友的子孙承袭。宋亡元兴，不承认衢州孔家承袭衍圣公的资格；而且孔庙也毁在兵火之中，于是曲阜恢复了衍圣公府。衢州孔家则被称为“孔子南宗”
明代宋兴，当然没有再度更张，以南宗承袭衍圣公的必要；但衢州孔家的境遇，比较好得多了，永乐初年，重建孔庙；正德元年，将南宗的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孔彦绳，授职为“五经博士”这是个世袭的职位，不须到国子监供职，专管衢州孔庙的祭祀。
正德十五年，衢州孔庙移建于衢州府城中的“西安县学”；南宗孔家的门第，渐次兴旺，汤祖契的哥哥，因为偶然的机缘，成了孔家的食客。因此，汤斌随父到了行州，很容易地得到了瞻仰孔庙的机会。
流寇的猖狂，福王的荒淫，马阮的奸恶，江淮四镇的跋扈，以及一路流离中所看到、听到的悲惨景象，使汤斌从极端痛苦中，得到一个领悟，这已不是改朝换代的亡国之痛；是礼乐消沉，人心崩溃，空前未有的亡天下的大危机！在衢州孔庙中，汤斌徘徊苦思，决定双肩担负起振兴文教，挽救人心的重任。
往返奔波六千里，汤祖契终于带着儿子和侄女儿重新回到家乡，那已是第二年，也就是清朝顺治二年的年底了。
衢州城内，一片荒凉；汤祖契访寻终日，才找到了家园的原址。父子俩一起动手，就断垣残壁间，草草搭起一座聊蔽风雨的茅棚，暂且安顿了下来。
重建家园的工作，相当艰难，但也相当顺利；顺利的是汤家一向待佃户忠厚，而汤祖契的热心、魄力，又是久为乡里所信服的，所以听说他们父子回乡纷纷不期而集。但是“人多好做事，人少好吃饭”接着这番顺利号召而来的，便是觅取粮食的艰困——大乱之后，所缺乏的一定是粮食、种子、农具和耕牛；这时唯有跋涉他乡去设法买粮食；人多粮少，就只有束紧裤带，半饥半饱。
汤斌少年时的境况优裕，但这几年伤心惨目的生活，已经把他磨练成一个最能吃苦的人；起先是不忍之心，吃得太饱，会使他想起活活饿死在沟壑之中的老弱妇孺，反党胃中不舒服。以后书读得多了，便有这样一个心得：“节用最关治道！”秦灭汉兴，如果不是文帝的俭朴，何来以后的盛世？“开元之治”媲美贞观，只以玄宗不知节用，几年工夫，就召来安史之乱。同时他也深深体察到，多少有抱负、才具的好官，原可以畅行其志，把自己的分内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处处妥贴，只以不知节用，在取予之间不谨，或则清誉有玷，受人扶制；或则一时收功，留下后患，特别是地方大僚，犯这个毛病的很多，像胡宗宪，能用俞猷、戚继光平定东南沿海的倭乱，但起居奢华，拟于王侯，一方面造成奢靡的风气；一方面又造成了贿赂的风气，贻害无穷。看到了这一点，汤斌不须立志，自然而然地就能够甘于藜藿。
汤家，很快地又显得热闹了；汤斌娶了马秀才的女儿，是个极贤德的妻子，婚后一年，生了儿子。依照族谱中的排行，汤斌这一辈用“文”字，下一辈用“水”字，汤祖契替长孙取名为汤溥。
汤斌的堂弟，也就是他那死在归德的叔叔的儿子，流落在曹州府，为一个鄙吝的土豪所收养。那土家知道汤祖契到处在打听侄儿的下落，曾有话传出来，不惜任何花费，但求寻着侄儿，因而把这个汤家的少年，视作奇货；伪造了一张契约，说汤祖契的弟弟，是把侄儿子卖了给他的，数年衣食，所费不赀。这样经过多次的谈判，托人居间调解，汤祖契才能把侄子赎了回来，为他娶妻，同时还分了两百亩田给他，希望他能撑起自己的门户。
然后，汤祖契自己也续了弦；那是出于汤斌的劝谏。汤祖契虽是望五之年，身体却异常健硕；但老来无伴，而且有些起居琐事的侍奉，又非儿媳妇和侄女儿所能尽心，汤斌觉得父亲应该有个伴，而他又是不主张纳妾的，所以表示希望有一位继母。
他的继母姓轩，是个老小姐，嫁了汤祖契觉得相当称心，因为那一双比她小不了几岁的儿子儿媳，对她尽心尽礼，异常敬重。不久，轩夫人生了一个女儿，汤斌则又生了一个儿子；人丁兴旺，而且上慈下孝，越发显得一片发皇的气象。
就在这俭朴安定的几年中，汤斌在学问上已大有成就；他是个于书无所不窥的渊博之士，但他没有陷溺在书城中，而且对那些成天钻人书本里，不问世务的人，不以为然。
因为正心诚意的理学，往往流于空谈“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试问于世事何补？还有一班学者，以考据的态度，穷年兀兀，去分辨朱熹和陆九渊的异同，以及宋朝程、朱一派和明朝王阳明一派如何抵触？于是门户之见，顽固不化；信奉程、朱的，只要骂王阳明，就算是卫道之士。这种态度，在汤斌看来，根本就不是有用的读书人。
因此他有几句话，成为当头棒喝：“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同异，亦是玩物丧志。”因此，他不薄程、朱，而更信服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知行合一，能够将他的读书心得，经世致用的人。也因为如此，他不愿做个隐士；同时他觉得必须应考人仕，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他才有为生民造福的最大的机会。
于是在中了举人以后，他在顺治八年秋天进京，参加顺治九年春天的壬辰科会试，中了进士。从这年开始，恢复明朝的制度，从进士中拣选庶吉士——一这是专为造就第一等人才的办法，大致起于明朝永乐年间，选取新进士中，才资英敏而年轻的，在文渊阁读书，待遇非常优厚，由司礼监供给笔墨纸张；光禄寺预备早晚膳食；礼部供给蜡烛灯油及月俸；工部在皇城内东华门附近找一所宽敞的房子，以供住宿，皇帝时常到文渊阁亲自出题考试，查看学业的进度。五天休沐一天，放假出宫；派太监及锦衣卫官员，随行照料。
到了天顺二年，定下规制，不是翰林出身不能当宰相；因此，被选为庶吉士的，号称为“相储”但庶吉士并非每科都选；最初是隔一秋选一次，以后或者三科并选，或者数科不选，甚至有九科不选的。
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人馆就学，便称“开馆”馆中有资深的翰林指导，名为“教习”三年学成“散馆”；当然要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良的，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通称为“翰林”其次则授职给事中或御史，是为“言官”
清朝开国，在顺治三年开科取士，以后又有四年、六年两科，总计取中的进士已有一千一百人之多，而始终未选庶吉士；到了九年壬辰科试毕，便有人建议恢复，按照省分的大小遴选，直隶、江南、浙江大省，每省各选五人；河南算做中省，只选四人，汤斌就是四人之一。
在这三年中，汤斌如人宝山，只愁取之不尽；因为宫中所藏的书，无所不有，而有许多是外间所难得一见的“秘笈”同时，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及内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机会可以细读。但苦于卷帙浩如烟海，唯有夜以继日，挑最精要的口涌手钞，苦读不休。
三年散馆，汤斌以成绩优异，授职为国史院检讨，这时正是修明史之议，旧事重提之时。明史的创修，起于顺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满清的“贰臣”；不但下笔为难，而且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个最无耻的冯铨，甚至偷窃了最原始、最珍贵的史料。
冯铨是直隶琢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根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囗”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一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袍玉带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读职被弹劾，是“东林党”的陷害。
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础的，敦品励行之士所结合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东林党”正是魏忠贤所深恶痛绝的眼中钉；因而冯铨的陈诉，很容易打动他，将冯铨任用为东宫官属的少詹事。其时“铁汉”杨涟，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贤颇为恐慌，冯铨向他进言，教他不必顾忌，尽管用高压手段，茶毒东林。因此，冯铨的罪恶，并不比其他“阉党”巨擘，如崔呈秀等人来得轻，此已成当时的公论。冯铨怕天启四年的记载，有公之于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抽薪的盗心，把这一年的实录悄悄儿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实录，本来从天启七年以后就不存的，现在更少了天启四年这一年，因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发困难，冯铨等人奉诏从事，只是仿照通鉴的体裁，草草敷衍，略有几本而已。这一部判明一代兴亡得失的正史，还须从头做起，而最要紧、最基本的工作，便是访求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
于是顺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议以重金购求所缺明实录的抄本、发布政令及人事动态的“邸报”个人撰述的野史。同时要求各衙门，将有关政事的档案，移送内阁。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握有此项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讳，或者怕轻易被毁。在他们看，像冯铨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乐见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贰臣”的原形毕露，丑恶不堪，如何还能靦颜偷生？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贰臣的立场不正，要期望从他们手中出现一部明史，根本就是妄想。汤斌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也早就有志于此。多少年以来，他就不断将看到听到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载着保存着，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他们表扬于天下，留芳于万世。
对于纂明史的条件、方法，他当然也有一套看法，平日也曾对长官谈过；但是所有的长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于是得到一个可以向皇帝讲话的机会，他自然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毅然尽他的言责。
那时是顺治十二年，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衰死后，在满洲贵族中引起的明争暗斗，尚未平息；而投降的贰臣，接续着使明朝加速崩溃的东林与阉党的斗争，衍变为区域性的“南北之争”树立门户，勇于私斗；而各省则盗贼蜂起，水旱灾荒不绝，天资过人而乐于亲近文士的十八岁的皇帝，决意整饬政风，恢复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树立铁牌，禁止宦官干政，同时下诏求直言：
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所司大学士”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满。
汤斌对修明史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陈言，确有深入而不易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发现，他说，明朝的实录，亦有未必可信的，如明成祖夺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即有许多隐讳。其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英贤辈出”虽未做官，而懿行至性，可为楷模，而这些人物在实录及史馆的传稿中，是没有记载的。复次，正史中除了皇帝的“纪”和皇后以下的“传”以外，还有综述天文、地理、职官、科学，以及兵刑、财赋、艺文的“志”；列陈诸侯宰相的“表”如果“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因此，他对修明史的办法，归纳为八个字的宗旨：“立法宜严、取材贵备”；完备的史料，存在于民间“今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正该及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全”
搜求遗书，原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但从没有人像汤斌般说得这么切实。汤斌的用心，是要保存历史的真相；而那般贰臣，最好淹没真相，免得他们出乖露丑，因此他的建议，成了逆耳之言，但道理上站得住，不好说什么。
终于，他们抓到了他的“毛病”汤斌说：宋史修于元朝至正年间，特别传述文天祥的忠；而在顺治元、三年间，前明诸臣，也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的，这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世”这段话在汤斌就事论事，只为纲常名教着想，无意于语中带刺，讥嘲什么人；但在那些身受明朝重录，而又靦颜事清，好官自为的大老来说，却有刺心之痛，切骨之恨。
汤斌的官职是国史院检讨，所以“内三院”——－一宏文院、秘书院、国史院的大学士，都是他的长官；当然，真正的长官是国史院大学士。
那时的国史院大学士有两个，一个名叫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汤斌出生之前两年，他就中了进士，在明朝的官做到户部侍郎；人清后，老病侵寻，不大管事。
管事的另一个国史院大学士，在明朝也是个情郎；他是苏州密迩的吴江人，名叫金之俊，字岂凡。李自成破京师时，他曾饱受凌辱；多尔衮入关，降了清朝。虽事二姓，却与同时的贰臣，冯铨的无耻、刘正宗的忮刻、王永吉的奸猾，有所不同，总算是个有心人。有名的“十不从”就是他的创议。
据说当多尔衮招降明臣时，他曾提出一个条件，要答允他十件事，方肯投降。多尔衰找了他来，当面询问；他所作的要求是保留一部分汉家的衣冠文物，概括为十从十不从：
开宗明义第一款“男从女不从”男子薂敫发，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旗人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
男子生前守清朝的法度，死后的丧仪，仍用明朝旧俗，这是“生从死不从”死既不从，则阴世的一切，自然跟阳世不一样；做佛事超度，什么“疏头”、“路引”都从明朝的花样，与清朝无涉，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做官的，高坐堂皇，观瞻所系，自不能不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日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叫“官从隶不从”官宦从了，然而婚姻是一人一家之事，可以不从，所以新娘子凤冠霞帔，俨然明朝命妇，这是“仕宦从婚姻不从”
再有就是“老从少不从”孩子们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至于“儒从而释道不从”和“娼从而优伶不从”是迁就事实，因为僧衣道袍，由来已古；而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就必须用前朝的服饰。
最后两款，关系清朝的开国规模“国号从官号不从”国号大清而官号仍旧是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起先满洲人说满洲话，汉人用汉语，到后来连满洲人也不能不用汉文，说汉语了。
这“十不从”又叫“十不降”算是金之俊不忘祖宗，但也帮了清朝的忙，得以怀柔汉人。也就因为如此，金之俊深得皇帝的信任。当他接到交议的汤斌的奏议，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是个相当通达的人，不以为汤斌的建议是错误的，但是他是个会做官的人，觉得汤斌的建议，有些不合时宜。
于是只好交付同官公议，别人都还好，只有冯铨气急败坏地说：“汤斌是什么意思？莫非反抗大清朝，都算忠义？这不是鼓励百姓造反吗？”
他扣下来的这顶“帽子”太大太重，谁也承受不起。因此有心为汤斌开脱的人，也不敢开口了。
“这是奖助抗逆！岂凡，”他指着金之俊说“应该奏请拟旨严饬。”
由于冯铨的坚持，金之俊不能也不敢有何异议，就照他的主张定议。“奖逆”的罪名非同小可，汤斌的同年同事，无不替他捏一把汗，劝他趁早设法疏通。
汤斌却泰然得很。在拟那道“敬陈史法”的奏疏时，他已经把利害得失考虑过了；他所着重的只是反躬自问，所想讲的话，是不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应诏陈言，敷衍塞责；还是有感而发，一时牢骚；还是名心本净，动人耳目？夜静更深之际，此心湛然，表里澄澈，可以确定这些话是自己一定要讲的。既然如此，安危祸福，在所不计；正与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心境相似。
那时皇帝住在南海子—一在永定门外之二十里，元朝名为“飞放泊”是豢飞禽走兽之处；至明朝永乐年间，大加扩充，圈地一百二十里，修建一道长一万九千多丈的围墙，中心是一座高六丈，直径十九丈的高台，题名“晾鹰台”作为春萸秋狩的讲武之地。人清以后，在正北的大红门内，修了一座新行宫；皇帝因为不废骑射，同时便于与文学侍从之臣讲论经史，所以驻跸南海子的时候极多。
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是前一年亲自选定的，一共七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翰林。其中最受宠信的是方玄成，出身于安徽有名的世家；提起“桐城方家”海内无不敬仰，崇祯年间名震江南的“四公子”中，有个湖广巡抚方孔炤的儿子方以智，就是他的宗族。
方玄成的父亲叫方拱乾，天启进士，在崇祯朝是东宫的讲官。李自成破京城，他被流寇抓住，后来设法脱身，逃到南京。那时南京正在闹真假太子案，如果太子是真，福王就得让位；因此马士英和阮大铖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这个太子假也是假，真也是假，非把他弄成假的不可。
当然，福王是无有不同意马、阮的主张的，他把崇祯朝当翰林编修的刘正宗找了来说：“太子如果是真的，你们怎么安排我？你们是从前的讲官，应该仔细认清楚。”
这个暗示，刘正宗完全明白，当时便表示会意。但刘正宗虽是翰林院编修，派充东宫讲官，只因明朝不大重视皇子教育，他就从来不曾见过太子。所以在宫门会审时，只好多方设计套问；想问出他是不是穆宗的小女儿延庆公主驸马王昺的侄孙王之明？
这个自称太子的十八岁少年，真的就是王之明。但他年纪虽轻，言词老辣非凡，问他是不是王之明，他厉声答道：“你们何不说‘明之王’？”
因为装得极像，把所有会审的大官儿都唬住了。刘正宗无可奈何，只好老实跟马士英报告，实在没有见过太子，无法分辨真伪。
“那么，”马士英焦躁地说“总有人见过太子。我就不相信，这么许多京官，就没有人能识破真相！”
“只有一个。原任翰林院侍读方拱乾为太子讲过书。”
“那就找他来认。”
“是的。”刘正宗说：“方拱乾因为投逆的案子，现在关在镇抚司。”
“这还不容易，马上释放！只要他认出假的来，不但免罪，我还要复他的职，升他的官。”
于是方拱乾被放了出来。刘正宗用全帖把他请到家，迎面一见先道喜；说明经过，要求帮忙。方拱乾唯唯称是。
第二天仍旧在午门会审，假太子依然是那副煞有介事的派头。等刘正宗陪着方拱乾一到，假太子立刻以尊师重道的神态，起身作揖：“方先生，想不到在这里相见！”
方拱乾一看，不是太子！但是，他恨福王荒淫，马士英、阮大铖奸恶，有意不说真话；既不答应“太子”的招呼，也不说太子的真假，身子往后一缩，躲入人丛中，悄悄溜走了。
这一下，照听审的人看，明明已经认出是真，不过有所忌讳，不便明言而已。当时情况弄得很尴尬，有人说太子是虎牙，脚底下有两颗痣，七手八脚把“太子”的嘴巴扒开，鞋袜脱掉来验，都不相符。
“这明明是冒充！”东阁大学士王择，拍着桌子喝道：“不动刑，谅他不招。上夹棍！”
“太子”一上夹棍，疼得“太祖”、“皇考”乱喊。就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儿“江淮四镇”之一，驻兵仪征，比较正派的靖南侯黄得功，派了一名提塘官，飞骑到“行在”遣来一通奏疏，抗议会审太子，说“东宫未必假冒，先帝子即大子；未有了无证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议者少，即明白认识，亦不敢抗词取祸。”言外之意，真亦是真，假亦当真，以便维系人心。这与马、阮的主意，正好冲突。
黄得功外号“黄闯子”十二岁当兵就杀过两个清军；性如烈火、嫉恶如仇，恼了他，说不定提兵渡江，以“清君侧”为名，后患不堪设想。只好暂且把“太子”收监。以后预亲王多择下江南，将“太子”带到北方，不知所终。
刘正宗与方拱乾都投了清，虽是同朝为官，刘正宗因为辨认太子的嫌隙，把方拱乾痛恨不止，总想找机会整他；但迁延日久，看样子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方玄成的地位，已足以卫护他的父亲。
方玄成比汤斌早一科中进士；从被选“入帷幄，备顾问”后，皇帝跟他非常投缘，名为君臣，如同朋友，有时不叫方玄成的名子，叫他的号：“楼同！”甚至有时还开玩笑。
有一次皇帝听人说起，方拱乾的四个儿子，起名字都由“文头武脚”所以玄成的三个弟弟，叫做享咸、膏茂、章酢。皇帝随即笑道：“于戏！哀哉！也是文头武脚。”皇帝出此这样没有顾忌的戏谑，可以想见他对方玄成是无话不谈的。
因此，看到金之俊和冯铨的复奏，他就先问方玄成：“汤斌为人怎么样？”
“敦品励行，学问优长。”方玄成答道：“不过臣知此人还不深。请皇上召曹本荣来垂询。”
曹本荣是方玄成的同年，也是备皇帝顾问的七词臣之一。他是湖北黄冈人，为人讲学，与汤斌的气味很相投，布袍蔬食，清节自励，讲究践履笃实；待人外冷内热。他也是研究阳明之学的，但并无门户之见，纂过一部很有用的书，叫做五大儒语录。
五大儒是程颐、朱熹、陆九渊和明朝初年的薛瑄及后来的王守仁。程、朱、薛是一系统，陆、王又是一个系统，而兼尊并重，正与汤斌的主张相同——他的行辈较高，汤斌很受他的益处，论关系是在师友之间。
因此，皇帝召见曹本荣，自然对汤斌是有利的，但是他也并不是阿私所好，说的都是实话。
听到赵大夫人骂贼而死的故事，皇帝颇为感动“原来是节母之子！”他说“有母如此，其子可知！”
“皇上圣明，”曹本荣提到“敬陈史法”疏“汤斌本意，为万世纲常着想。诏求直言，为巨者，自当仰体皇上求治之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于汤斌本人，言行必符；纵有鳗直的话，伏乞皇上察其本心，恕其愚直。”
“当然，当然。”皇帝看着方玄成说：“楼冈，你看怎么办？”
“汤斌的本意在砥砺气节；皇上欲求气节之士，以为忠义之臣，这正是奖励激励的机会。”
皇帝天资英敏，一听这话，立刻就懂了，轻轻拍着御案：“说得对！你们去把汤斌找来！”
于是曹本荣回去找着汤斌，带到南海子去见皇帝。看他神态静穆，举止端谨，皇帝便觉得他是个学养有素的有道之士；等问到家世、经历和学问，更觉得他人情练达，襟怀宽阔，抱着济世救人的弘愿。当时便感到踌躇，不知是让他留在京里，担任作育人材的职司，还是放出去做一个堪为榜样的地方官？
不论怎么样，当时总是高兴的；皇帝不但奖许他的忠诚，而且还安慰他，不必对金之俊和冯铨介意。皇帝非常通达，很坦率地说：“金之俊、冯铨问心有愧，为他们自己留地步，不能不说你‘奖逆’。尤其是冯铨的话，都是有作用的；不过我另有看法，他说：‘人有优于文而无能无守的，有短于文而有能有守的；南方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方人短于文而行或善。’这句话是在攻击陈名夏，树立南北门户。照我看，他自己就是‘优于文而行不符’，不过我也不能因人废言，他劝我‘取文行兼优者用之’，这话更不错。”
“是！”汤斌答道“皇上虚己以听，是则臣下不肯直言，就更有负圣心了。”
“‘虚己以听’四个字谈何容易？不过，我也总要多想一想推求本心，辨个是非。朝廷立贤无方，只要不立门户，不分地域、不挟私嫌、不作苛评，你们的话，我无有不听的！”
对这四个“不”汤斌很冷静地反省了一下，一样都不犯，因而此心更觉泰然。同时，回到国史院，依旧孜孜不倦地做他的学问，并不因为皇帝召见，大为嘉许而稍有得色。
唯一的改变是，他在国史院中的工作更勤奋了。他原来做分内撰述清朝国史的工作，就定了一个宗旨，要把前明抗节致命的忠臣义士的事迹，尽量保留下来；现在面奉皇帝的温谕，益发无所顾忌，就事论事，振笔直书。但是每一篇稿子完成，送到长官那里核阅时，总被删改得一塌糊涂；汤斌每每据理力争，争不过就只好自己录下一个副稿，作为史料，留待将来修明史的参考。
到了秋天，他的职位应该要调动了。京官中清秘之职及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在升迁上，一向优于六部的司官；进士点为庶吉士，教习期满，照例授职为编修或检讨；编检第一次升官，名为“开坊”往往升詹事府的中允，或赞善，七品官升为六品，以后就是五品的侍读、侍讲、庶子、洗马等等；四品的待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司业等等；再以后就是三品京堂、二品的内阁学士，一路扶摇直上。但六部的司官，如五品的员外，便须转九阶，方得成为四品的通政使参议，因而有“九转丹成”的嘲滤。
而汤斌的“开坊”是由从七品一跃而为正四品——自顺治十四年起，定下一种“内升外转”的制度，清秘之官，升官外调，规定编修，检讨外用为各行省巡守一方的按察副使，也就是府以上的“道”
顺治十二年九月，皇帝降一道手敕给吏部，上面这样写着：“翰林官员，读书中秘，习知法度，自能以学问为经济，助登上理。兹朕亲行裁定十八员，皆品行清端，才猷赡裕，各照外转；应得职衔，升一级用。”
另外附着一张名单，第一名就是汤斌，他被授为陕西潼商道，或称潼关道。
道有“守道”、“巡道”之分，守道又有因地、因时制宜的兼管专职；潼商道是“兵备道”而潼关是三秦门户，天下重险，皇帝特授汤斌为潼商兵备道，无形中便有付以镇守关中、照顾中原及河东重任的意味在内。
然而这是一个最苦的苦缺，也只有汤斌才能吃得下这分苦。他本来的打算是，想从京师一直南下，回睢州省视老父，再西经开封、洛阳，出函谷关到任；但计算赴任的限期，不容他如此做，只好打消了原来的计划。
照规矩，外官赴任，而且是像他这样的四品道员，可以到兵部领取牌票，沿路由驿站替他准备夫马食宿；这些费用，当然是摊派在老百姓头上。汤斌不肯这么做，他花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主仆二人各骑一头，还有一头驮行李，行李只是两副破旧被褥，一个竹子做的书箱，里面是几十本必不可少的书。
就这样像穷书生赶考似地，由京师往南到石家庄折而往西，出娘子关入山西省境；沿着大路往西南走，在风陵渡过河，到了潼关。
潼关在军事的部署上是“协”；协设副将，是次于总兵的二品武官。
汤斌一到潼关，把关的兵丁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看他一主一仆，人畜俱瘦，行李萧然，料知没有“油水”可捞，倒也不曾难为他，放他入关。
汤斌久慕这函谷西来的隘口，北带洪流，南负峻壁，黄河如带，秦岭如砺的雄关，形胜壮绝，所以一进关门，命仆人暂且歇脚，自己跨着毛骡，加上一鞭，由马道直上，想到城头上先眺望一番。
“喂，喂！”有个把总大声在喊“你这家伙在干什么？”
汤斌一想，不错，他守城有责，当然不能让人轻易上机要重地去窥探。这是自己没有做对，应该先把身分告诉他。
于是，他停了下来，等那把总走近了说：“我姓汤，新任的潼关道。想到城上去看一看。”
“你是个官？”那把总将他从头望到底，眨着眼，皱着眉，然后使劲摇头“把你放到锅里去煮，也煮不出官味来！”
汤斌笑了“莫道你这么说，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官。”他问“你们长官张副将在哪里？”
“副将在衙门里。你要见他？”这把总也还忠厚“你真的是什么潼关道？不要开玩笑！不然害我吃军棍。”
“我跟你无冤无仇，害你做什么？而况，我若是冒充，岂不犯罪？”
“对！对！你的话有理。请你给我一张名帖，我带你去见副将。”
“好的，请你跟我来。”
回到城下，汤斌从竹箱里取出一张名帖交了过去。心里在想，自己这副行径装束，料那张副将也未见得相信自己的身分；因而顺手把吏部选官的凭文、兵部驰驿的牌票，都取了出来，带在身边。
果然，张副将接到名帖，虽开中门，以礼迎接，眼中却露出十分困惑的神色“我不晓得汤副使到任，”他说“不曾接到前站的‘滚单’。”
前一站通知后一站，将有哪位大官到达，以便后站预备供应的通知，名为“滚单”汤斌不扰地方，自然就没有通知了。
“你没有‘滚单’，我有兵部的牌票。”汤斌把证明身分的文件，送给他看“地方残破困苦如此！我不愿意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不住驿馆，请派人领路，找个小客栈住下，接了事住进官舍，彼此两便！”
吏部、兵部的大印，朱紫烂然，这是不能假的；同时张副将也知道皇帝亲简的十八名道员，都是清廉检朴的读书人，所以这下才相信他确是新任的潼关道。
等到相信了，不能不敬重，要留他住下。汤斌自然不肯，最后只好依从，为他找了个极简陋的客栈住下。
哪知这一来是害了那客栈，因为潼关的地方官，得知消息，纷纷前来拜候；门前车马喧阗，以致小本营生的负贩行商，望而生畏，不敢再到这家牌号“盛兴”的小客栈来住宿了。
“这样子不是事！”汤斌跟他的仆人汤本说“一到潼关，还没有替百姓做事，倒先叫人受累！”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汤本也是个性情耿直，而宁愿自己吃苦，待人宽厚的人，听得汤斌这样说，便即答道：“我明天一早出去找庙。”
汤斌到哪里都是住庙，而且只住古庙、小庙、破庙；所以仆人这样建议，主人亦欣然依从。
第二天黎明，汤本上街转了一圈，在东城找到一所道观，名为“玉皇观”还是宋朝所建，残破不堪，而地方甚大，里面有个老道、年纪已经七十多岁；汤本跟他商量，要租两间房暂住几天，老道一口答应，但不愿收取租金。
“你不肯收租金，那就谈不成了。”汤本说道“我家主人从不白住人家的房。我看这样，最多住半个月，我送你二两银子。”
“随便！”那老道是倔脾气，说话不中听：“你家主人钱多得用不完，就分两个我用。”
汤本笑笑不响，给了二两银子，动手收拾；等打扫干净，借了观里的破旧家具，略略安设停当，回客栈去搬行李。
于是汤斌把“盛兴”店的店主找了来，和颜悦色地问道：“掌柜的，你这店钱怎么算？”
“回大人的话，店钱不用你费心；自有驿站来算。”
“不！我自己给。”汤斌指着捆扎好的行李说：“我要搬到玉皇观去了。”
店主一听，大惊失色，双膝一弯，跪倒在地：“大人，是哪里得罪了你老？大人不记小人过，你老宽宏大量，千万请别生气。”
“不是，不是！”汤斌赶紧扶他起来；接着说明了要搬的原因。
店主听得将信将疑，世上哪里有这等体谅人的官！所以谈到店钱，死也不肯要。汤斌一路而来，也晓得行情，店钱有限，倒是昨天吃了他一顿晚饭，在这米如珠、面如银的时世，要多给他几个。
“你拿一两银子给他！”
店主还待辞谢，汤本有些忍不住了“没有见过你这样子愚拙的人！”他气得骂人“住店吃饭不要钱，你当我家老爷什么人？是贪官还是强盗？”
“汤本，”汤斌喝阻“跟他好好说！”
好说无用，反倒是汤本一顿骂，才把店主骂得相信了；世上真有这样的官！店主感激得掉了眼泪。
玉皇观住不到几天，汤斌就接印接事，搬到衙门里去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做地方官。潼关道兼着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的职衔，等于半个巡抚，在这一带地方，无所不管；汤斌有茫然无所措手之苦。
“老爷！”汤本替他出了个主意“听说同州府的马知府是位好官，不妨跟他请教一下看。”
“不错！原该不耻下问。”汤斌立即叫汤本拿着名帖去请马知府。
同州知府名叫马呈祥，原籍辽东，是汉军旗人，举人出身，分发到陕西来当华阴知县，因为劳绩升任本府的同州知府。为人精明强干，官声甚好。这一次因为新任潼关道到任，特地从府治所在地的大荔县到潼关来禀见；正有许多民生疾苦要向汤斌陈报，恰好汤本来请，正符所愿。
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汤斌虽是上司，但年纪比马呈祥来得轻，所以在称呼上很客气；称他“老哥”请教做地方官该当特别注意的地方。
马呈祥看他方面海口，眉目清疏，脸上道气盎然，便知道这位上司是方正君子；但看样子又像书呆，怕他不知轻重，所以说话相当留心，把一位守道应有的职掌讲了一遍，接着便提到“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由于心存顾忌，马呈祥语焉不详，只说他自己的苦恼：“应讼本来是县官的事，官里承上启下，不过照转而已。如果上头体谅，该驳该准，毫无积滞，府里就快活如神仙了。无奈这年把的案子，总是‘提审’的多。一道札子下来，传人起解，忙个不了。所以这清狱上头，总要求大人体谅。”
“谈不到体谅，这也是我该做的事。”汤斌问道：“就算体谅吧，要怎么样，才算是体谅府县和老百姓？”
这里面牵涉到道署的一个不法吏；都是他在从中捣鬼，历任潼关道都拿他没办法。马呈祥晓得他许多劣迹，但不敢在汤斌面前“告状”；怕的是治不倒那不法吏，反结了冤家，以后自己在公事上就更加棘手了。
因此，他只笑笑答道：“大人细阅积案，自然明白。”
听见这话，汤斌就无须再问。“那么，兵差呢？”他问“但望老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是！”马呈祥蹙眉答道“潼关害在是天下要隘；于今平西王吴镇守汉中，四川正在用兵，人马调拨，过境频繁，光是‘马料’一项就不得了。如果光是分内的摊派，犹有可说；分外有分，老百姓就苦了。”
“所谓‘分外有分’，是不是正额以外，另有附加？”
“附加为公，倒也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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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库的祖父，单名一个宽字。明太祖起兵，在滁州的汤宽投入帐下，做个小小的养目，名为“总旗”天下平定，论功行赏，汤宽升为管一百兵丁的“百户”；是最低级的武官，驻地在广东电白一带。
明朝的武官是世袭的，汤宽的儿子汤铭袭职仍旧当百户，但驻地不同；被调到中都——明太祖的家乡，驻守中都都城金川门。
汤库是汤铭的儿子，以战功升为“千户”；驻地由凤阳调到河南归德府的“睢阳前卫”从此汤家在睢州落籍。一传汤英，再传汤讳卿；那于汤家最恒赫的一位武官，因为平巨寇王堂，定汝南之乱，又调到宣化府抵御鞑靼入侵，积功升到“指挥佥事”世袭骠骑将军，最后的官职是“中都正留守”；那是他的曾祖父汤铭服官之地，但职位已大不相同“正留守”是守卫凤阳的指挥官。
汤讳卿有两个儿子，长子袭职，次子名叫希范，另外在仕途上发展，当过山西赵城的县丞；那就是汤斌的曾祖。
汤家在那时，已成睢州的巨富，但家内宽厚，乐善好施，而且不废诗书；汤武臣家世，到了汤斌的父亲，几乎完全改观了。
汤斌的父亲行之，名叫祖契，字孝先，号命式。从小是个神童，对于诗经的造诣甚高；中过秀才。为人慷慨热情而有侠气。他先后娶过三位太太，第二位太太姓赵，在天启七年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汤斌，字孔伯，号潜庵。
在汤斌十一岁那年，遭遇了一场家难。有个豪绅趁他祖父去世，夺了他家的财产；而其时流寇如麻，已成乱世，没有道理可讲，汤祖契只得忍气吞声，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独子身上。
破家以后买不起书，汤祖契手抄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数百篇，亲自课子；寒夜青灯，书不读熟，父子俩都不睡觉。这样五年下来，另一场大灾难，又降落到他们父子身上。
崇祯十二年九月，陕西的官军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胜仗，大破李自成于函谷关，他的部下死的死、投降的投降，李自成带了少数人逃入崤山；四面被围，饥寒交迫，李自成走投无路。几次上吊，都为他的养子李双喜所救。
既然死不成，便只有突围，李自成下令，把所掳掠来的妇女，杀得一个不留，带了五十个人，骑马往南冲。如果合围坚守，李自成非困死在崤山中不可，只以杨嗣昌的一念之差，放了他一条生路。
杨嗣昌是极受崇帧帝宠任的兵部尚书；此人的短处在于只会纸上谈兵；他认为自古以来，不管围城还是围敌，一定要留个缺口；如今不如空武关一路，另外在步关内外设下伏兵，李自成突围经过，伏兵齐发，可以一击而尽。
他这时在前线督师，说的话就是命令，于是守步关的左良玉，奉令撤离。就在这空隙中，李自成拚命冲锋，伏兵尚未部署停当，他已逃出武关，躲入湖北郧阳、均县的深山中，静静喘气。
这年久旱不雨，陕西、河南、山东、山西大饥荒；饥民无所得食，也成了流寇，李自成就是这样裹胁了河南的好几万饥民，声势复振。自郧阳、均县，一路往北，烧杀掳掠，到了崇顿十四年正月，终于包围了洛阳。
洛阳是神宗第三子福王的藩国；他的母亲郑贵妃，得宠数十年，所以福王就藩时，行装中除了数不尽的内府珍宝以外，另外拨给数万顷的庄田，又取得了食盐的专卖权，福王府的富足，真堪敌国。此时寇临城下，发库藏、募死士击贼，颇有斩获。但不幸地，总兵王绍禹的部下，已跟李自成有了勾结；同时有一路援军驻扎在城外，在李自成带兵冲到时，城门关得太快，这一支军队来不及撤退，吃了大亏，迁怒到城内守军，反而投敌自效前驱。这样里外生变，不过两天工夫，洛阳的城就破了。
那是一场浩劫，洛阳百姓被杀的有几十万；王府被一把火烧得精光，福王父子组城逃命，但世子幸免，福王则仍旧被找到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兵部尚书吕维棋，他劝福王自裁；福王贪生，向李自成磕头求饶命，结果被肢解了杂在鹿肉中一锅煮，李自成置酒大会，说是吃“福禄酒”
下一个月，李自成开始攻河南省城开封。
开封是北宋的都城，金兵人寇后，重加修缮，城墙有五丈厚，李自成怎么样也攻不破。时来时去，胶着到了崇帧十五年正月，攻势突趋猛烈，李军在城墙上凿了无数的洞，填上火药爆炸，但依然无效。最后一次“大放”满天的砖瓦灰石，向外飞击，反把李军前队的人马，打得血肉横飞。
于是李自成与另一有名的流寇罗汝才，集中了八十万人马包围陈州，布阵四十里，轮番进攻，陈州很快地陷落。
接着便是北上攻归德府，雄州危急了。
汤家商议逃难。但四面都是流寇，而且到处都缺粮，人吃人的事已不足为奇，一大家人就是逃得出去也难活命；因此，汤斌的母亲赵夫人作了断然的处置。
第一步，她叫十六岁的汤斌，到北城外一座庙里去读书；李军自南来，倘或攻破难州，他就得渡过黄河，往山东逃了过去。
汤斌自然不肯。无奈他母亲真的动了气，说他昧于大义，徒死无益！叱斥完毕，继以声泪俱下的苦劝，汤斌不得不勉强依从。
第二步，她嘱咐她丈夫，保护她那七十多岁、两耳重听的婆婆逃命。汤祖契是孝子，为了护持老母，也就顾不得妻子了。听了赵夫人的话，亲自充任轿夫，抬着母亲，星夜往山东曹州一带去逃难。
于是处分了一切家务，为城破之日，赵夫人悬梁自尽。
赵夫人知书识字，早萌死志，上吊不成，冷不防又去投井；丫头老妈子也是早有防备的，陌生人尚且不能见死不救，何况是贤德有思的主母？所以就在她扑向并栏的刹那，有人拖住了她的衣服。回头一看，跪了一地的下人。赵夫人不能不发怒了，因为这对她是无比重要的荣辱关头，错过这一刻，也许就死不成；就是死成了，泰山鸿毛之间，评价大不相同。
“走开，莫误我的大事！”她厉声呵斥“贼来不死，什么叫贞节？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取义！”
道理虽正大，下人却不能领会，环跪泣劝；就这乱糟糟，哭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难州城破，流寇已经打进大门来了。
“人呢，人呢！”为首的小头目，拿刀把桌子拍得极响“喊你们家主人出来！”
“主人都不在家。大王！”老仆汤成抖得瑟瑟地。
“这么说，一个家都交给你了！那好，金银珠宝埋在什么地方？领路！”
“不知道埋在哪里——。”
一句话未完，刀背横扫过来，正打在汤成的嘴上；白胡子立刻就染红了，疼得他在地上打滚。
“搜！”
一搜把赵夫人搜了出来，拖着头发，横拉直拽；赵夫人不绝口地骂，骂之不足，用脚踢、用手打，甚至用嘴咬，结果死在白刃交加的乱刀之下。至死而不曾受辱，赵夫人的志愿达到了！
奉母携子在山东、河南、河北交界一带的曹州、卫辉、大名之间，东选西躲，一步一惊的汤祖契，在短短的三个月中，遭遇了一连串的沉重打击。
爱妻殉节不久，老母不堪惊忧奔波，死在流亡途中，一个弟弟死在归德，所造一子，下落不明。两个哥哥，一个陷在睢州。凶多吉少；还有一个死在衢州，留下十岁的弱女，孤苦无依，倘或不加闻问，此生怕就再无见面的日子。
“虽是女孩子，到底是你伯父的骨血；汤家的人不多了，我要想法子去领回来。再说，女孩子又不比男孩；男孩还能自立，女孩流落，将来不堪设想。”
乱世弱女子，无以为生，如果不死，便多半会落入娼家；汤斌也觉得父亲的顾虑是件很严重的事。
“爹！”他说“我去一趟。”
“衢州怎么走，你知道吗？一直深入仙霞岭，近江西了。往返六千里路，谈何容易？脱口就说了出来，见得你不诚不敬！”
受了父亲的责备，汤斌自己想一想，果然轻率；因而不敢再作声。
“我想只有我们父子俩一路去。”汤祖契说“清兵已经南下；史阁部拥立了福王世子——一这位世子虽是头号纨袴，不过经此巨创，也许有所作为。再说史阁部拥护他，当然是看得他有出息。我们看看去！”
于是父子俩跋涉南下，虽然走得脚上起了水泡，到晚来只要有一席容身之地，汤祖契一定还要课子；。也只有听得汤斌的琅琅背诵，侃侃讲义，他才能忘掉道路流离的苦楚。
到得南京一看，汤祖契的心，整个儿凉了！福王父子在洛阳的一切，他原是深切了解的，总以为老福王让李自成“吃福禄酒”吃掉，小福王无论如何想起父亲脔割生烹的惨绝人寰的死相，也会食不下咽。谁知不然！在马士英、阮大锨报弄摆布之下，搞得乌烟瘴气，光是朝朝演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夜夜选秦淮妓女侍寝，就把汤祖契气得觉都睡不着！
“这简直成了禽兽世界，不可以一日居！”汤祖契说“我们赶快走吧！到衡州去。”
“是！”汤斌很兴奋地说“衙州是诗礼之乡！”
因为，孔子的南宗在衙州。
宋徽宗末年，金兵入侵，掳了徽、钦二帝北去；康王赵构，由于哲宗所废的盂后的主持，接承大统，是为高宗。在建炎初年南渡，建都临安；那时在曲阜的衍圣公，是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孙孔端友，他奉了子贡所手刻的孔子楷木像，扈从而南，定居在衢州。
高宗赐了衢州的官田，孔端友依照曲阜的规制，建立家庙；终南宋之世，一百六十余年，衍圣公都由孔端友的子孙承袭。宋亡元兴，不承认衢州孔家承袭衍圣公的资格；而且孔庙也毁在兵火之中，于是曲阜恢复了衍圣公府。衢州孔家则被称为“孔子南宗”
明代宋兴，当然没有再度更张，以南宗承袭衍圣公的必要；但衢州孔家的境遇，比较好得多了，永乐初年，重建孔庙；正德元年，将南宗的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孔彦绳，授职为“五经博士”这是个世袭的职位，不须到国子监供职，专管衢州孔庙的祭祀。
正德十五年，衢州孔庙移建于衢州府城中的“西安县学”；南宗孔家的门第，渐次兴旺，汤祖契的哥哥，因为偶然的机缘，成了孔家的食客。因此，汤斌随父到了行州，很容易地得到了瞻仰孔庙的机会。
流寇的猖狂，福王的荒淫，马阮的奸恶，江淮四镇的跋扈，以及一路流离中所看到、听到的悲惨景象，使汤斌从极端痛苦中，得到一个领悟，这已不是改朝换代的亡国之痛；是礼乐消沉，人心崩溃，空前未有的亡天下的大危机！在衢州孔庙中，汤斌徘徊苦思，决定双肩担负起振兴文教，挽救人心的重任。
往返奔波六千里，汤祖契终于带着儿子和侄女儿重新回到家乡，那已是第二年，也就是清朝顺治二年的年底了。
衢州城内，一片荒凉；汤祖契访寻终日，才找到了家园的原址。父子俩一起动手，就断垣残壁间，草草搭起一座聊蔽风雨的茅棚，暂且安顿了下来。
重建家园的工作，相当艰难，但也相当顺利；顺利的是汤家一向待佃户忠厚，而汤祖契的热心、魄力，又是久为乡里所信服的，所以听说他们父子回乡纷纷不期而集。但是“人多好做事，人少好吃饭”接着这番顺利号召而来的，便是觅取粮食的艰困——大乱之后，所缺乏的一定是粮食、种子、农具和耕牛；这时唯有跋涉他乡去设法买粮食；人多粮少，就只有束紧裤带，半饥半饱。
汤斌少年时的境况优裕，但这几年伤心惨目的生活，已经把他磨练成一个最能吃苦的人；起先是不忍之心，吃得太饱，会使他想起活活饿死在沟壑之中的老弱妇孺，反党胃中不舒服。以后书读得多了，便有这样一个心得：“节用最关治道！”秦灭汉兴，如果不是文帝的俭朴，何来以后的盛世？“开元之治”媲美贞观，只以玄宗不知节用，几年工夫，就召来安史之乱。同时他也深深体察到，多少有抱负、才具的好官，原可以畅行其志，把自己的分内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处处妥贴，只以不知节用，在取予之间不谨，或则清誉有玷，受人扶制；或则一时收功，留下后患，特别是地方大僚，犯这个毛病的很多，像胡宗宪，能用俞猷、戚继光平定东南沿海的倭乱，但起居奢华，拟于王侯，一方面造成奢靡的风气；一方面又造成了贿赂的风气，贻害无穷。看到了这一点，汤斌不须立志，自然而然地就能够甘于藜藿。
汤家，很快地又显得热闹了；汤斌娶了马秀才的女儿，是个极贤德的妻子，婚后一年，生了儿子。依照族谱中的排行，汤斌这一辈用“文”字，下一辈用“水”字，汤祖契替长孙取名为汤溥。
汤斌的堂弟，也就是他那死在归德的叔叔的儿子，流落在曹州府，为一个鄙吝的土豪所收养。那土家知道汤祖契到处在打听侄儿的下落，曾有话传出来，不惜任何花费，但求寻着侄儿，因而把这个汤家的少年，视作奇货；伪造了一张契约，说汤祖契的弟弟，是把侄儿子卖了给他的，数年衣食，所费不赀。这样经过多次的谈判，托人居间调解，汤祖契才能把侄子赎了回来，为他娶妻，同时还分了两百亩田给他，希望他能撑起自己的门户。
然后，汤祖契自己也续了弦；那是出于汤斌的劝谏。汤祖契虽是望五之年，身体却异常健硕；但老来无伴，而且有些起居琐事的侍奉，又非儿媳妇和侄女儿所能尽心，汤斌觉得父亲应该有个伴，而他又是不主张纳妾的，所以表示希望有一位继母。
他的继母姓轩，是个老小姐，嫁了汤祖契觉得相当称心，因为那一双比她小不了几岁的儿子儿媳，对她尽心尽礼，异常敬重。不久，轩夫人生了一个女儿，汤斌则又生了一个儿子；人丁兴旺，而且上慈下孝，越发显得一片发皇的气象。
就在这俭朴安定的几年中，汤斌在学问上已大有成就；他是个于书无所不窥的渊博之士，但他没有陷溺在书城中，而且对那些成天钻人书本里，不问世务的人，不以为然。
因为正心诚意的理学，往往流于空谈“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试问于世事何补？还有一班学者，以考据的态度，穷年兀兀，去分辨朱熹和陆九渊的异同，以及宋朝程、朱一派和明朝王阳明一派如何抵触？于是门户之见，顽固不化；信奉程、朱的，只要骂王阳明，就算是卫道之士。这种态度，在汤斌看来，根本就不是有用的读书人。
因此他有几句话，成为当头棒喝：“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同异，亦是玩物丧志。”因此，他不薄程、朱，而更信服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知行合一，能够将他的读书心得，经世致用的人。也因为如此，他不愿做个隐士；同时他觉得必须应考人仕，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他才有为生民造福的最大的机会。
于是在中了举人以后，他在顺治八年秋天进京，参加顺治九年春天的壬辰科会试，中了进士。从这年开始，恢复明朝的制度，从进士中拣选庶吉士——一这是专为造就第一等人才的办法，大致起于明朝永乐年间，选取新进士中，才资英敏而年轻的，在文渊阁读书，待遇非常优厚，由司礼监供给笔墨纸张；光禄寺预备早晚膳食；礼部供给蜡烛灯油及月俸；工部在皇城内东华门附近找一所宽敞的房子，以供住宿，皇帝时常到文渊阁亲自出题考试，查看学业的进度。五天休沐一天，放假出宫；派太监及锦衣卫官员，随行照料。
到了天顺二年，定下规制，不是翰林出身不能当宰相；因此，被选为庶吉士的，号称为“相储”但庶吉士并非每科都选；最初是隔一秋选一次，以后或者三科并选，或者数科不选，甚至有九科不选的。
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人馆就学，便称“开馆”馆中有资深的翰林指导，名为“教习”三年学成“散馆”；当然要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良的，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通称为“翰林”其次则授职给事中或御史，是为“言官”
清朝开国，在顺治三年开科取士，以后又有四年、六年两科，总计取中的进士已有一千一百人之多，而始终未选庶吉士；到了九年壬辰科试毕，便有人建议恢复，按照省分的大小遴选，直隶、江南、浙江大省，每省各选五人；河南算做中省，只选四人，汤斌就是四人之一。
在这三年中，汤斌如人宝山，只愁取之不尽；因为宫中所藏的书，无所不有，而有许多是外间所难得一见的“秘笈”同时，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及内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机会可以细读。但苦于卷帙浩如烟海，唯有夜以继日，挑最精要的口涌手钞，苦读不休。
三年散馆，汤斌以成绩优异，授职为国史院检讨，这时正是修明史之议，旧事重提之时。明史的创修，起于顺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满清的“贰臣”；不但下笔为难，而且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个最无耻的冯铨，甚至偷窃了最原始、最珍贵的史料。
冯铨是直隶琢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根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囗”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一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袍玉带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读职被弹劾，是“东林党”的陷害。
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础的，敦品励行之士所结合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东林党”正是魏忠贤所深恶痛绝的眼中钉；因而冯铨的陈诉，很容易打动他，将冯铨任用为东宫官属的少詹事。其时“铁汉”杨涟，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贤颇为恐慌，冯铨向他进言，教他不必顾忌，尽管用高压手段，茶毒东林。因此，冯铨的罪恶，并不比其他“阉党”巨擘，如崔呈秀等人来得轻，此已成当时的公论。冯铨怕天启四年的记载，有公之于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抽薪的盗心，把这一年的实录悄悄儿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实录，本来从天启七年以后就不存的，现在更少了天启四年这一年，因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发困难，冯铨等人奉诏从事，只是仿照通鉴的体裁，草草敷衍，略有几本而已。这一部判明一代兴亡得失的正史，还须从头做起，而最要紧、最基本的工作，便是访求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
于是顺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议以重金购求所缺明实录的抄本、发布政令及人事动态的“邸报”个人撰述的野史。同时要求各衙门，将有关政事的档案，移送内阁。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握有此项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讳，或者怕轻易被毁。在他们看，像冯铨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乐见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贰臣”的原形毕露，丑恶不堪，如何还能靦颜偷生？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贰臣的立场不正，要期望从他们手中出现一部明史，根本就是妄想。汤斌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也早就有志于此。多少年以来，他就不断将看到听到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载着保存着，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他们表扬于天下，留芳于万世。
对于纂明史的条件、方法，他当然也有一套看法，平日也曾对长官谈过；但是所有的长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于是得到一个可以向皇帝讲话的机会，他自然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毅然尽他的言责。
那时是顺治十二年，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衰死后，在满洲贵族中引起的明争暗斗，尚未平息；而投降的贰臣，接续着使明朝加速崩溃的东林与阉党的斗争，衍变为区域性的“南北之争”树立门户，勇于私斗；而各省则盗贼蜂起，水旱灾荒不绝，天资过人而乐于亲近文士的十八岁的皇帝，决意整饬政风，恢复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树立铁牌，禁止宦官干政，同时下诏求直言：
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所司大学士”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满。
汤斌对修明史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陈言，确有深入而不易为一般人所觉察的发现，他说，明朝的实录，亦有未必可信的，如明成祖夺他侄子建文帝的天下，即有许多隐讳。其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英贤辈出”虽未做官，而懿行至性，可为楷模，而这些人物在实录及史馆的传稿中，是没有记载的。复次，正史中除了皇帝的“纪”和皇后以下的“传”以外，还有综述天文、地理、职官、科学，以及兵刑、财赋、艺文的“志”；列陈诸侯宰相的“表”如果“不得其人，不历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因此，他对修明史的办法，归纳为八个字的宗旨：“立法宜严、取材贵备”；完备的史料，存在于民间“今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正该及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全”
搜求遗书，原是大家一直在谈的，但从没有人像汤斌般说得这么切实。汤斌的用心，是要保存历史的真相；而那般贰臣，最好淹没真相，免得他们出乖露丑，因此他的建议，成了逆耳之言，但道理上站得住，不好说什么。
终于，他们抓到了他的“毛病”汤斌说：宋史修于元朝至正年间，特别传述文天祥的忠；而在顺治元、三年间，前明诸臣，也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的，这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世”这段话在汤斌就事论事，只为纲常名教着想，无意于语中带刺，讥嘲什么人；但在那些身受明朝重录，而又靦颜事清，好官自为的大老来说，却有刺心之痛，切骨之恨。
汤斌的官职是国史院检讨，所以“内三院”——－一宏文院、秘书院、国史院的大学士，都是他的长官；当然，真正的长官是国史院大学士。
那时的国史院大学士有两个，一个名叫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汤斌出生之前两年，他就中了进士，在明朝的官做到户部侍郎；人清后，老病侵寻，不大管事。
管事的另一个国史院大学士，在明朝也是个情郎；他是苏州密迩的吴江人，名叫金之俊，字岂凡。李自成破京师时，他曾饱受凌辱；多尔衮入关，降了清朝。虽事二姓，却与同时的贰臣，冯铨的无耻、刘正宗的忮刻、王永吉的奸猾，有所不同，总算是个有心人。有名的“十不从”就是他的创议。
据说当多尔衮招降明臣时，他曾提出一个条件，要答允他十件事，方肯投降。多尔衰找了他来，当面询问；他所作的要求是保留一部分汉家的衣冠文物，概括为十从十不从：
开宗明义第一款“男从女不从”男子薂敫发，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不跟旗人妇女学梳“两把儿头”或者“燕尾”
男子生前守清朝的法度，死后的丧仪，仍用明朝旧俗，这是“生从死不从”死既不从，则阴世的一切，自然跟阳世不一样；做佛事超度，什么“疏头”、“路引”都从明朝的花样，与清朝无涉，所以叫做“阳从阴不从”
做官的，高坐堂皇，观瞻所系，自不能不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朝官服，但隶役依！日是明朝“红黑帽”的打扮，这叫“官从隶不从”官宦从了，然而婚姻是一人一家之事，可以不从，所以新娘子凤冠霞帔，俨然明朝命妇，这是“仕宦从婚姻不从”
再有就是“老从少不从”孩子们百无禁忌，穿什么都可以。至于“儒从而释道不从”和“娼从而优伶不从”是迁就事实，因为僧衣道袍，由来已古；而戏台上既然扮演的是前朝的故事，就必须用前朝的服饰。
最后两款，关系清朝的开国规模“国号从官号不从”国号大清而官号仍旧是大明的六部九卿，总督巡抚；“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起先满洲人说满洲话，汉人用汉语，到后来连满洲人也不能不用汉文，说汉语了。
这“十不从”又叫“十不降”算是金之俊不忘祖宗，但也帮了清朝的忙，得以怀柔汉人。也就因为如此，金之俊深得皇帝的信任。当他接到交议的汤斌的奏议，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是个相当通达的人，不以为汤斌的建议是错误的，但是他是个会做官的人，觉得汤斌的建议，有些不合时宜。
于是只好交付同官公议，别人都还好，只有冯铨气急败坏地说：“汤斌是什么意思？莫非反抗大清朝，都算忠义？这不是鼓励百姓造反吗？”
他扣下来的这顶“帽子”太大太重，谁也承受不起。因此有心为汤斌开脱的人，也不敢开口了。
“这是奖助抗逆！岂凡，”他指着金之俊说“应该奏请拟旨严饬。”
由于冯铨的坚持，金之俊不能也不敢有何异议，就照他的主张定议。“奖逆”的罪名非同小可，汤斌的同年同事，无不替他捏一把汗，劝他趁早设法疏通。
汤斌却泰然得很。在拟那道“敬陈史法”的奏疏时，他已经把利害得失考虑过了；他所着重的只是反躬自问，所想讲的话，是不是出于本心，还是为了应诏陈言，敷衍塞责；还是有感而发，一时牢骚；还是名心本净，动人耳目？夜静更深之际，此心湛然，表里澄澈，可以确定这些话是自己一定要讲的。既然如此，安危祸福，在所不计；正与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心境相似。
那时皇帝住在南海子—一在永定门外之二十里，元朝名为“飞放泊”是豢飞禽走兽之处；至明朝永乐年间，大加扩充，圈地一百二十里，修建一道长一万九千多丈的围墙，中心是一座高六丈，直径十九丈的高台，题名“晾鹰台”作为春萸秋狩的讲武之地。人清以后，在正北的大红门内，修了一座新行宫；皇帝因为不废骑射，同时便于与文学侍从之臣讲论经史，所以驻跸南海子的时候极多。
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是前一年亲自选定的，一共七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翰林。其中最受宠信的是方玄成，出身于安徽有名的世家；提起“桐城方家”海内无不敬仰，崇祯年间名震江南的“四公子”中，有个湖广巡抚方孔炤的儿子方以智，就是他的宗族。
方玄成的父亲叫方拱乾，天启进士，在崇祯朝是东宫的讲官。李自成破京城，他被流寇抓住，后来设法脱身，逃到南京。那时南京正在闹真假太子案，如果太子是真，福王就得让位；因此马士英和阮大铖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这个太子假也是假，真也是假，非把他弄成假的不可。
当然，福王是无有不同意马、阮的主张的，他把崇祯朝当翰林编修的刘正宗找了来说：“太子如果是真的，你们怎么安排我？你们是从前的讲官，应该仔细认清楚。”
这个暗示，刘正宗完全明白，当时便表示会意。但刘正宗虽是翰林院编修，派充东宫讲官，只因明朝不大重视皇子教育，他就从来不曾见过太子。所以在宫门会审时，只好多方设计套问；想问出他是不是穆宗的小女儿延庆公主驸马王昺的侄孙王之明？
这个自称太子的十八岁少年，真的就是王之明。但他年纪虽轻，言词老辣非凡，问他是不是王之明，他厉声答道：“你们何不说‘明之王’？”
因为装得极像，把所有会审的大官儿都唬住了。刘正宗无可奈何，只好老实跟马士英报告，实在没有见过太子，无法分辨真伪。
“那么，”马士英焦躁地说“总有人见过太子。我就不相信，这么许多京官，就没有人能识破真相！”
“只有一个。原任翰林院侍读方拱乾为太子讲过书。”
“那就找他来认。”
“是的。”刘正宗说：“方拱乾因为投逆的案子，现在关在镇抚司。”
“这还不容易，马上释放！只要他认出假的来，不但免罪，我还要复他的职，升他的官。”
于是方拱乾被放了出来。刘正宗用全帖把他请到家，迎面一见先道喜；说明经过，要求帮忙。方拱乾唯唯称是。
第二天仍旧在午门会审，假太子依然是那副煞有介事的派头。等刘正宗陪着方拱乾一到，假太子立刻以尊师重道的神态，起身作揖：“方先生，想不到在这里相见！”
方拱乾一看，不是太子！但是，他恨福王荒淫，马士英、阮大铖奸恶，有意不说真话；既不答应“太子”的招呼，也不说太子的真假，身子往后一缩，躲入人丛中，悄悄溜走了。
这一下，照听审的人看，明明已经认出是真，不过有所忌讳，不便明言而已。当时情况弄得很尴尬，有人说太子是虎牙，脚底下有两颗痣，七手八脚把“太子”的嘴巴扒开，鞋袜脱掉来验，都不相符。
“这明明是冒充！”东阁大学士王择，拍着桌子喝道：“不动刑，谅他不招。上夹棍！”
“太子”一上夹棍，疼得“太祖”、“皇考”乱喊。就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儿“江淮四镇”之一，驻兵仪征，比较正派的靖南侯黄得功，派了一名提塘官，飞骑到“行在”遣来一通奏疏，抗议会审太子，说“东宫未必假冒，先帝子即大子；未有了无证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议者少，即明白认识，亦不敢抗词取祸。”言外之意，真亦是真，假亦当真，以便维系人心。这与马、阮的主意，正好冲突。
黄得功外号“黄闯子”十二岁当兵就杀过两个清军；性如烈火、嫉恶如仇，恼了他，说不定提兵渡江，以“清君侧”为名，后患不堪设想。只好暂且把“太子”收监。以后预亲王多择下江南，将“太子”带到北方，不知所终。
刘正宗与方拱乾都投了清，虽是同朝为官，刘正宗因为辨认太子的嫌隙，把方拱乾痛恨不止，总想找机会整他；但迁延日久，看样子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方玄成的地位，已足以卫护他的父亲。
方玄成比汤斌早一科中进士；从被选“入帷幄，备顾问”后，皇帝跟他非常投缘，名为君臣，如同朋友，有时不叫方玄成的名子，叫他的号：“楼同！”甚至有时还开玩笑。
有一次皇帝听人说起，方拱乾的四个儿子，起名字都由“文头武脚”所以玄成的三个弟弟，叫做享咸、膏茂、章酢。皇帝随即笑道：“于戏！哀哉！也是文头武脚。”皇帝出此这样没有顾忌的戏谑，可以想见他对方玄成是无话不谈的。
因此，看到金之俊和冯铨的复奏，他就先问方玄成：“汤斌为人怎么样？”
“敦品励行，学问优长。”方玄成答道：“不过臣知此人还不深。请皇上召曹本荣来垂询。”
曹本荣是方玄成的同年，也是备皇帝顾问的七词臣之一。他是湖北黄冈人，为人讲学，与汤斌的气味很相投，布袍蔬食，清节自励，讲究践履笃实；待人外冷内热。他也是研究阳明之学的，但并无门户之见，纂过一部很有用的书，叫做五大儒语录。
五大儒是程颐、朱熹、陆九渊和明朝初年的薛瑄及后来的王守仁。程、朱、薛是一系统，陆、王又是一个系统，而兼尊并重，正与汤斌的主张相同——他的行辈较高，汤斌很受他的益处，论关系是在师友之间。
因此，皇帝召见曹本荣，自然对汤斌是有利的，但是他也并不是阿私所好，说的都是实话。
听到赵大夫人骂贼而死的故事，皇帝颇为感动“原来是节母之子！”他说“有母如此，其子可知！”
“皇上圣明，”曹本荣提到“敬陈史法”疏“汤斌本意，为万世纲常着想。诏求直言，为巨者，自当仰体皇上求治之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于汤斌本人，言行必符；纵有鳗直的话，伏乞皇上察其本心，恕其愚直。”
“当然，当然。”皇帝看着方玄成说：“楼冈，你看怎么办？”
“汤斌的本意在砥砺气节；皇上欲求气节之士，以为忠义之臣，这正是奖励激励的机会。”
皇帝天资英敏，一听这话，立刻就懂了，轻轻拍着御案：“说得对！你们去把汤斌找来！”
于是曹本荣回去找着汤斌，带到南海子去见皇帝。看他神态静穆，举止端谨，皇帝便觉得他是个学养有素的有道之士；等问到家世、经历和学问，更觉得他人情练达，襟怀宽阔，抱着济世救人的弘愿。当时便感到踌躇，不知是让他留在京里，担任作育人材的职司，还是放出去做一个堪为榜样的地方官？
不论怎么样，当时总是高兴的；皇帝不但奖许他的忠诚，而且还安慰他，不必对金之俊和冯铨介意。皇帝非常通达，很坦率地说：“金之俊、冯铨问心有愧，为他们自己留地步，不能不说你‘奖逆’。尤其是冯铨的话，都是有作用的；不过我另有看法，他说：‘人有优于文而无能无守的，有短于文而有能有守的；南方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方人短于文而行或善。’这句话是在攻击陈名夏，树立南北门户。照我看，他自己就是‘优于文而行不符’，不过我也不能因人废言，他劝我‘取文行兼优者用之’，这话更不错。”
“是！”汤斌答道“皇上虚己以听，是则臣下不肯直言，就更有负圣心了。”
“‘虚己以听’四个字谈何容易？不过，我也总要多想一想推求本心，辨个是非。朝廷立贤无方，只要不立门户，不分地域、不挟私嫌、不作苛评，你们的话，我无有不听的！”
对这四个“不”汤斌很冷静地反省了一下，一样都不犯，因而此心更觉泰然。同时，回到国史院，依旧孜孜不倦地做他的学问，并不因为皇帝召见，大为嘉许而稍有得色。
唯一的改变是，他在国史院中的工作更勤奋了。他原来做分内撰述清朝国史的工作，就定了一个宗旨，要把前明抗节致命的忠臣义士的事迹，尽量保留下来；现在面奉皇帝的温谕，益发无所顾忌，就事论事，振笔直书。但是每一篇稿子完成，送到长官那里核阅时，总被删改得一塌糊涂；汤斌每每据理力争，争不过就只好自己录下一个副稿，作为史料，留待将来修明史的参考。
到了秋天，他的职位应该要调动了。京官中清秘之职及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在升迁上，一向优于六部的司官；进士点为庶吉士，教习期满，照例授职为编修或检讨；编检第一次升官，名为“开坊”往往升詹事府的中允，或赞善，七品官升为六品，以后就是五品的侍读、侍讲、庶子、洗马等等；四品的待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司业等等；再以后就是三品京堂、二品的内阁学士，一路扶摇直上。但六部的司官，如五品的员外，便须转九阶，方得成为四品的通政使参议，因而有“九转丹成”的嘲滤。
而汤斌的“开坊”是由从七品一跃而为正四品——自顺治十四年起，定下一种“内升外转”的制度，清秘之官，升官外调，规定编修，检讨外用为各行省巡守一方的按察副使，也就是府以上的“道”
顺治十二年九月，皇帝降一道手敕给吏部，上面这样写着：“翰林官员，读书中秘，习知法度，自能以学问为经济，助登上理。兹朕亲行裁定十八员，皆品行清端，才猷赡裕，各照外转；应得职衔，升一级用。”
另外附着一张名单，第一名就是汤斌，他被授为陕西潼商道，或称潼关道。
道有“守道”、“巡道”之分，守道又有因地、因时制宜的兼管专职；潼商道是“兵备道”而潼关是三秦门户，天下重险，皇帝特授汤斌为潼商兵备道，无形中便有付以镇守关中、照顾中原及河东重任的意味在内。
然而这是一个最苦的苦缺，也只有汤斌才能吃得下这分苦。他本来的打算是，想从京师一直南下，回睢州省视老父，再西经开封、洛阳，出函谷关到任；但计算赴任的限期，不容他如此做，只好打消了原来的计划。
照规矩，外官赴任，而且是像他这样的四品道员，可以到兵部领取牌票，沿路由驿站替他准备夫马食宿；这些费用，当然是摊派在老百姓头上。汤斌不肯这么做，他花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主仆二人各骑一头，还有一头驮行李，行李只是两副破旧被褥，一个竹子做的书箱，里面是几十本必不可少的书。
就这样像穷书生赶考似地，由京师往南到石家庄折而往西，出娘子关入山西省境；沿着大路往西南走，在风陵渡过河，到了潼关。
潼关在军事的部署上是“协”；协设副将，是次于总兵的二品武官。
汤斌一到潼关，把关的兵丁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看他一主一仆，人畜俱瘦，行李萧然，料知没有“油水”可捞，倒也不曾难为他，放他入关。
汤斌久慕这函谷西来的隘口，北带洪流，南负峻壁，黄河如带，秦岭如砺的雄关，形胜壮绝，所以一进关门，命仆人暂且歇脚，自己跨着毛骡，加上一鞭，由马道直上，想到城头上先眺望一番。
“喂，喂！”有个把总大声在喊“你这家伙在干什么？”
汤斌一想，不错，他守城有责，当然不能让人轻易上机要重地去窥探。这是自己没有做对，应该先把身分告诉他。
于是，他停了下来，等那把总走近了说：“我姓汤，新任的潼关道。想到城上去看一看。”
“你是个官？”那把总将他从头望到底，眨着眼，皱着眉，然后使劲摇头“把你放到锅里去煮，也煮不出官味来！”
汤斌笑了“莫道你这么说，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官。”他问“你们长官张副将在哪里？”
“副将在衙门里。你要见他？”这把总也还忠厚“你真的是什么潼关道？不要开玩笑！不然害我吃军棍。”
“我跟你无冤无仇，害你做什么？而况，我若是冒充，岂不犯罪？”
“对！对！你的话有理。请你给我一张名帖，我带你去见副将。”
“好的，请你跟我来。”
回到城下，汤斌从竹箱里取出一张名帖交了过去。心里在想，自己这副行径装束，料那张副将也未见得相信自己的身分；因而顺手把吏部选官的凭文、兵部驰驿的牌票，都取了出来，带在身边。
果然，张副将接到名帖，虽开中门，以礼迎接，眼中却露出十分困惑的神色“我不晓得汤副使到任，”他说“不曾接到前站的‘滚单’。”
前一站通知后一站，将有哪位大官到达，以便后站预备供应的通知，名为“滚单”汤斌不扰地方，自然就没有通知了。
“你没有‘滚单’，我有兵部的牌票。”汤斌把证明身分的文件，送给他看“地方残破困苦如此！我不愿意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不住驿馆，请派人领路，找个小客栈住下，接了事住进官舍，彼此两便！”
吏部、兵部的大印，朱紫烂然，这是不能假的；同时张副将也知道皇帝亲简的十八名道员，都是清廉检朴的读书人，所以这下才相信他确是新任的潼关道。
等到相信了，不能不敬重，要留他住下。汤斌自然不肯，最后只好依从，为他找了个极简陋的客栈住下。
哪知这一来是害了那客栈，因为潼关的地方官，得知消息，纷纷前来拜候；门前车马喧阗，以致小本营生的负贩行商，望而生畏，不敢再到这家牌号“盛兴”的小客栈来住宿了。
“这样子不是事！”汤斌跟他的仆人汤本说“一到潼关，还没有替百姓做事，倒先叫人受累！”
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汤本也是个性情耿直，而宁愿自己吃苦，待人宽厚的人，听得汤斌这样说，便即答道：“我明天一早出去找庙。”
汤斌到哪里都是住庙，而且只住古庙、小庙、破庙；所以仆人这样建议，主人亦欣然依从。
第二天黎明，汤本上街转了一圈，在东城找到一所道观，名为“玉皇观”还是宋朝所建，残破不堪，而地方甚大，里面有个老道、年纪已经七十多岁；汤本跟他商量，要租两间房暂住几天，老道一口答应，但不愿收取租金。
“你不肯收租金，那就谈不成了。”汤本说道“我家主人从不白住人家的房。我看这样，最多住半个月，我送你二两银子。”
“随便！”那老道是倔脾气，说话不中听：“你家主人钱多得用不完，就分两个我用。”
汤本笑笑不响，给了二两银子，动手收拾；等打扫干净，借了观里的破旧家具，略略安设停当，回客栈去搬行李。
于是汤斌把“盛兴”店的店主找了来，和颜悦色地问道：“掌柜的，你这店钱怎么算？”
“回大人的话，店钱不用你费心；自有驿站来算。”
“不！我自己给。”汤斌指着捆扎好的行李说：“我要搬到玉皇观去了。”
店主一听，大惊失色，双膝一弯，跪倒在地：“大人，是哪里得罪了你老？大人不记小人过，你老宽宏大量，千万请别生气。”
“不是，不是！”汤斌赶紧扶他起来；接着说明了要搬的原因。
店主听得将信将疑，世上哪里有这等体谅人的官！所以谈到店钱，死也不肯要。汤斌一路而来，也晓得行情，店钱有限，倒是昨天吃了他一顿晚饭，在这米如珠、面如银的时世，要多给他几个。
“你拿一两银子给他！”
店主还待辞谢，汤本有些忍不住了“没有见过你这样子愚拙的人！”他气得骂人“住店吃饭不要钱，你当我家老爷什么人？是贪官还是强盗？”
“汤本，”汤斌喝阻“跟他好好说！”
好说无用，反倒是汤本一顿骂，才把店主骂得相信了；世上真有这样的官！店主感激得掉了眼泪。
玉皇观住不到几天，汤斌就接印接事，搬到衙门里去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做地方官。潼关道兼着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的职衔，等于半个巡抚，在这一带地方，无所不管；汤斌有茫然无所措手之苦。
“老爷！”汤本替他出了个主意“听说同州府的马知府是位好官，不妨跟他请教一下看。”
“不错！原该不耻下问。”汤斌立即叫汤本拿着名帖去请马知府。
同州知府名叫马呈祥，原籍辽东，是汉军旗人，举人出身，分发到陕西来当华阴知县，因为劳绩升任本府的同州知府。为人精明强干，官声甚好。这一次因为新任潼关道到任，特地从府治所在地的大荔县到潼关来禀见；正有许多民生疾苦要向汤斌陈报，恰好汤本来请，正符所愿。
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汤斌虽是上司，但年纪比马呈祥来得轻，所以在称呼上很客气；称他“老哥”请教做地方官该当特别注意的地方。
马呈祥看他方面海口，眉目清疏，脸上道气盎然，便知道这位上司是方正君子；但看样子又像书呆，怕他不知轻重，所以说话相当留心，把一位守道应有的职掌讲了一遍，接着便提到“清狱”和“兵差”两件大事。
由于心存顾忌，马呈祥语焉不详，只说他自己的苦恼：“应讼本来是县官的事，官里承上启下，不过照转而已。如果上头体谅，该驳该准，毫无积滞，府里就快活如神仙了。无奈这年把的案子，总是‘提审’的多。一道札子下来，传人起解，忙个不了。所以这清狱上头，总要求大人体谅。”
“谈不到体谅，这也是我该做的事。”汤斌问道：“就算体谅吧，要怎么样，才算是体谅府县和老百姓？”
这里面牵涉到道署的一个不法吏；都是他在从中捣鬼，历任潼关道都拿他没办法。马呈祥晓得他许多劣迹，但不敢在汤斌面前“告状”；怕的是治不倒那不法吏，反结了冤家，以后自己在公事上就更加棘手了。
因此，他只笑笑答道：“大人细阅积案，自然明白。”
听见这话，汤斌就无须再问。“那么，兵差呢？”他问“但望老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是！”马呈祥蹙眉答道“潼关害在是天下要隘；于今平西王吴镇守汉中，四川正在用兵，人马调拨，过境频繁，光是‘马料’一项就不得了。如果光是分内的摊派，犹有可说；分外有分，老百姓就苦了。”
“所谓‘分外有分’，是不是正额以外，另有附加？”
“附加为公，倒也无话可说。”
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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