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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税中有盐铁税。“緡钱”、酒税、过口税等。过口税极轻，不过用来供给“关吏”薪俸，而“緡钱”极重，罚得尤重可以破家。
“緡”字读如民，用来串钱的丝绳叫做緡，钱多则用的緡也多，于此可知“緡钱”就是财产税，也可以说是所得税，但只适用于工商界。税率分做两种，商人二十算一，手工业四十算一。马车和船有个特别的规定，船长五丈以上起征，商人用的马车倍征。五丈以上的船，自然是货船，而一商贾不得衣丝乘车”的禁令虽已名存实亡，但仍加重其税负，所以这个关于车船计算緡钱的特别规定，明显地表现了政府对商人的歧视态度。
緡钱的征收，采取自动申报制度，谓之为“占”作估计解。商人自己估计一切动产、不动产的价值，列册呈送地方政府，照册征税。规定的罚则是，隐匿不报，或以多报少者，罚到边境劳役一年，财产充公。
緡钱是元狩四年冬天，为了筹措移民甘肃的费用而创立的新税。富商大贾纷纷隐匿财产，征收的成绩不甚理想，于是到了五年以后，也就是元鼎三年的十一月，武帝下令，奖励密告逃税，名为“告緡”密告者可得百分之五十的奖金。
于是商人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其时因为连年对外作战，国家处于一种总动员的状态之中，不得不采取严刑峻法，因而酷吏辈出。其中一个河南人叫杜周，此时正当御史中丞“告缉”就由他主办。他派出一个部下叫杨可，巡回天下，就地受理。由于奖金丰厚，告密者不计其数。杨可报到京师，杜周处理的原则是：宁可失人，决不失出。因而家产中人以上的商贾，大致都破家。充公的财产以亿计，没人公家的官奴婢以千万数。商贾的田地房屋，都成了公产，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
这当然是非常霸道的手段，但平心而论，武帝亦是被迫使然。他总想富商大贾能够顾念国家、支持他的政策，自动捐输，这从他表扬卜式一事，可以见其本心。
同时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商人进用为官吏的，亦复不少。至于那些歧视商贾的法令，有传统的因素在内，不能怪他。总而言之，商人在此以前，有许多途径及机会，可以免除这一次厄运，而都错过了，终于激出这样劫掠式的税法，这又何尝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不幸？
因为国库有了这一笔大收入，不但地方的财政情况，大见好转，武帝亦得继续推行他的国策。元鼎五、六年间的定南粤、代东粤、定西南夷、分置张掖、敦煌郡，其来有自。这时候他已下诏“不复告緡”而与“告緡”同时发动的财经改革，亦已见效，光是山东一地，漕米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和甘泉仓的粮食就都堆不下了。大汉的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元狩、元鼎年间的财经改革，首先要从币制谈起。文帝时代的“法币”是四铢钱，景帝一仍其旧。但吴国乱平，又抄了邓通的家，两大“私人造币厂”消灭以后，下令严禁私铸，而私铸之风不灭。武帝即位，废四铣钱，行三铢钱，更助长了私铸之风，因为钱轻了，私铸更方便。
私铸以外，还有郡国所自铸的钱。在文、景时代，以安静为本，郡县政务清闲，预算亦小，大致田赋的少量附加以及杂税收入，便可支应岁出。武帝时征发频繁，大事兴作、兼之水旱灾荒，处处需款，地方预算逐年膨胀，而田赋、丁税为国家正用，不敢截留，于是只好在钱上打主意。哪里有铜山，便在哪里开采，就地鼓铸。
中国的矿产中，铜的资源开发得最彻底。试看晚出的两部地理书，读史... -->>
工商税中有盐铁税。“緡钱”、酒税、过口税等。过口税极轻，不过用来供给“关吏”薪俸，而“緡钱”极重，罚得尤重可以破家。
“緡”字读如民，用来串钱的丝绳叫做緡，钱多则用的緡也多，于此可知“緡钱”就是财产税，也可以说是所得税，但只适用于工商界。税率分做两种，商人二十算一，手工业四十算一。马车和船有个特别的规定，船长五丈以上起征，商人用的马车倍征。五丈以上的船，自然是货船，而一商贾不得衣丝乘车”的禁令虽已名存实亡，但仍加重其税负，所以这个关于车船计算緡钱的特别规定，明显地表现了政府对商人的歧视态度。
緡钱的征收，采取自动申报制度，谓之为“占”作估计解。商人自己估计一切动产、不动产的价值，列册呈送地方政府，照册征税。规定的罚则是，隐匿不报，或以多报少者，罚到边境劳役一年，财产充公。
緡钱是元狩四年冬天，为了筹措移民甘肃的费用而创立的新税。富商大贾纷纷隐匿财产，征收的成绩不甚理想，于是到了五年以后，也就是元鼎三年的十一月，武帝下令，奖励密告逃税，名为“告緡”密告者可得百分之五十的奖金。
于是商人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其时因为连年对外作战，国家处于一种总动员的状态之中，不得不采取严刑峻法，因而酷吏辈出。其中一个河南人叫杜周，此时正当御史中丞“告缉”就由他主办。他派出一个部下叫杨可，巡回天下，就地受理。由于奖金丰厚，告密者不计其数。杨可报到京师，杜周处理的原则是：宁可失人，决不失出。因而家产中人以上的商贾，大致都破家。充公的财产以亿计，没人公家的官奴婢以千万数。商贾的田地房屋，都成了公产，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
这当然是非常霸道的手段，但平心而论，武帝亦是被迫使然。他总想富商大贾能够顾念国家、支持他的政策，自动捐输，这从他表扬卜式一事，可以见其本心。
同时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商人进用为官吏的，亦复不少。至于那些歧视商贾的法令，有传统的因素在内，不能怪他。总而言之，商人在此以前，有许多途径及机会，可以免除这一次厄运，而都错过了，终于激出这样劫掠式的税法，这又何尝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不幸？
因为国库有了这一笔大收入，不但地方的财政情况，大见好转，武帝亦得继续推行他的国策。元鼎五、六年间的定南粤、代东粤、定西南夷、分置张掖、敦煌郡，其来有自。这时候他已下诏“不复告緡”而与“告緡”同时发动的财经改革，亦已见效，光是山东一地，漕米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和甘泉仓的粮食就都堆不下了。大汉的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元狩、元鼎年间的财经改革，首先要从币制谈起。文帝时代的“法币”是四铢钱，景帝一仍其旧。但吴国乱平，又抄了邓通的家，两大“私人造币厂”消灭以后，下令严禁私铸，而私铸之风不灭。武帝即位，废四铣钱，行三铢钱，更助长了私铸之风，因为钱轻了，私铸更方便。
私铸以外，还有郡国所自铸的钱。在文、景时代，以安静为本，郡县政务清闲，预算亦小，大致田赋的少量附加以及杂税收入，便可支应岁出。武帝时征发频繁，大事兴作、兼之水旱灾荒，处处需款，地方预算逐年膨胀，而田赋、丁税为国家正用，不敢截留，于是只好在钱上打主意。哪里有铜山，便在哪里开采，就地鼓铸。
中国的矿产中，铜的资源开发得最彻底。试看晚出的两部地理书，读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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